经过深思熟虑，我开始自己的职业维权计划。
我郑重的给公司递交了一份市场总结报告和个人薪酬建议书。总结报告中主要强调了近一年来的工作回顾和未来一年的市场展望，其中谈到了明年的目标是大踏步的跨越，力争实现年度五百万的营业额，对于渠道和终端管理作了详尽的工作计划。个人薪酬建议中主要强调了对公司的贡献以及个人价值的肯定，提出了合理的工资增长和佣金管理办法，我的要求是，完成目标个人的年度收入可以达到15万——20万。我不认为这是和公司谈条件，相反，在创造价值和剥削剩余价值之间我选择了公平合理。我已决定，在与公司谈判博弈的过程中，不做退步——尽管谈判是妥协的艺术。海鲜以外的世界，现在对我有着更新鲜的吸引力，我像个求知欲很强的孩子，容易放弃手里的糖果，去抓住另一块不知道什么味道的物事品尝一下。
付大姐非常严肃的看完了我的报告，并告知对于我的想法很震惊，她一直以来没有考虑到我对职业和工作有发自心底的要求。但是付大姐只能遗憾的把我的报告发给远在温哥华的越棠老板，因为她没有权利对此事决策并承担任何责任，同时冷淡的告诉我，如果我能够自己和越老板沟通这件事情，她表示报告可能会更有力度。我说谢谢，那就自己办。
半个月后的某个晚上，大概八点多，越老板电话打到了办公室，与我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交流。除了对我工作报告的肯定，越老板还亲切的对我说，你的要求是合理并有建设性的，他希望过完圣诞节后来北京和我深谈这件事情，我表示感谢，期待他的到来。
九六年一月份四日，我记忆深刻，并且终生难忘，那天晚上我和越老板在他下榻的昆仑饭店会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板，也是最后一次。
越老板是个温和的胖胖的矮矮的华侨，但人不能被表象迷惑，他是个精明的商人，和我谈的内容始终没有离开公司的各类繁琐细节，尤其是付大姐的一切举动。对于我的工作，过问的详尽以至于到客户的姓名、性格和喜好，他能成功一定不是偶然。不多久后我就明白了，越老板的谈话宗旨，主要考虑，第一、公司业务没有我是否会损害客户资源——毕竟很多客户直接归我管理；第二、我是不是具有替代性；第三、我还有多强的能力和价值空间。在此不做更多累述，结果是越老板答应满足我的要求的三分之二，其它以观后效。
在以后我自己成为老板的时候，我理解并认同越老板的主张和决定。但那时我太年轻，很气盛，认为一切都应该满足才是真理，于是，晚间和越老板愉快的就餐后，我下定决心，奔向新梦想。
人年轻的时候，往往缺乏一颗感恩的心，并且对欲望和物质没有把控，如果我还在越老板公司工作，会有后来的牢狱之灾吗？会有那些不可琢磨非要经历的惨痛吗？人生，很多是谜，追悔又有什么意义？
年轻时代的告别往往是欣喜而充满对陌生世界的向往，极少伤感，尤其是男人。我迅速的搞定了新住处——志国他们所在的隔壁，那间房子很巧一直是空的没有租出去，只是面积很小大概十二三平米，但对我来讲已足够了。辞职是波澜不惊的，越老板对我有所挽留，但我意已决，带上皮箱和背包，离开了战斗一年的地方，告别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海鲜兄弟们。
我之前有打算搬到人大周边去住，叶子也殷殷期盼我能够离她更近些，我们都希望长相厮守耳鬓厮磨，但我最终还是觉得两人不应该整日缠绵一起，导致荒废学业和工作发展。爱情这东西，有距离才有思念，有思念才更刻骨，刻骨了也就每时每刻更加珍惜。也许，我天生也不是一个喜欢腻歪感情的人，美好的事物慢慢品味才余芳四延，总之，即便我心如烈火，依然期望文火慢炖。
志国和路路甭提有多高兴，我们坐在他们的小屋，叫了几个小菜，一瓶二锅头，哥儿三兴奋地胡侃。一月初的北京很冷，我们只能靠二锅头取暖，后来我还是建议兄弟们买炉子和蜂窝煤，否则再过几天非要冻出病不可。这任务我来完成。其次，志国的一个朋友叫老赫，他们公司正好招聘，让我去看看，那是一家媒体广告公司，具体业务过去谈再说，大家都不清楚。我不在乎做什么，只要有事情干就行，这会儿离过年不远，凡事对我来讲都是过渡。
老赫就住在南小街对面的竹竿胡同，很近，约好第二天去找他，我在新居的小床上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