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大人物降生都会有异象发生，我的降生也不例外。据说我出生的那一天，我们家的祖坟上徐徐袅袅的冒起了青烟，让人神乎其神的传了好一阵子，不过后来查实，那天正巧有两个毛头小子在坟头后面烤白薯……
我的童年是在爷爷家度过的，从我咿呀学语，爷爷便教我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到我五、六岁的时候，爷爷又开始教我毛笔字，每天都要完成三大篇正楷，完不成不让吃饭。要是糊弄，那就更有罪受了，先是被爷爷摁在长凳上，然后竹板啪的一声在我身旁一拍，高叫一声“升堂”，“孙子，你可知错？”这时我只能老老实实的回答：“爷爷，我知错了。”紧接着，噼噼啪啪二十大板，爷爷又高叫一声“退堂”。我则揉揉屁股，继续去做未完的功课。
这时有人问了，你要说我不知错呢？
听您这一问，就知道您还没入党，党的政策说得好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罪不认，罪加一等。为了不让我可爱的小屁股挨四十大板，没罪我也要认呐。
自古名师出高徒，在爷爷的棍棒教育下，我的书法造诣尥着蹦儿的往上涨，要不是后来赶上文化大革命，荒废了，我的字，怎么也能和欧阳中石有一拼。
这当然不是吹，当年王羲之练字，足足用完了十八缸墨汁。而我三年的墨海苦练，也用去了三大缸的墨汁，当然，自然蒸发的那一部分也算在内。不过即使是那样，我的书法也已造诣颇深，什么行草隶篆楷，样样精通。那些书法大家，诸如“二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的字帖也模仿的惟妙惟肖。那时候年纪小，不知道这些人的名头，总以为他们是专门印字帖逼小孩子练字的罪魁祸首，对他们恨之入骨。不过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怀素和尚，每当临摹他的字贴时都兴奋不已，因为他的书法是狂草……
转眼到了1964年，我八周岁了，按规定我该上小学了，那时候没有什么九年义务教育，主要是看出身，你要是地主家的儿女，只能上到小学毕业，连初中都上不了。你要是贫农的子女，再有个祖宗八代都是给地主家扛活儿放羊的血泪史，或是家中出了个烈士什么的，只要你别扁担倒了不认识是个“一”字，成绩还说得过去的话，肯定保送你去北大清华。
我们家定的成分是中农，这还是爷爷当时机灵，将家中几百亩的好田好地贱卖了出去，再加上父亲母亲都是党员，介绍了宣传部的不少头头脑脑去家里看病，才混了这个成分，要不然，定上十次地主也不过分。
村里年纪相仿的小孩子都背起了绿帆布缝的书包，吵吵嚷嚷喊着“上学啦，上学啦。”其实谁也不知道上学是怎么回事，只不过一听说谁家谁家的孩子上学了，就兴奋不已。而我虽然知道上学是怎么回事，却只有羡慕的份儿，主要是爷爷不相信学校里能叫出什么东西来。那时候，学校只开两门课：数学、语文。不像现在，什么物理、化学、英语、政治、地理、历史、生物……，真以为学生的脑子是没写过字的百科全书，学什么都能记下来。尤其是英语，你说汉字还没认全呢，就去学鸟语，满嘴滴里嘟噜的外国话，这不崇洋媚外吗。这要是当年毛主席把整个世界打下来，那今天全世界人民不哭着喊着学汉语。
爷爷说得好，学数学有什么用，学会了加减乘除，看看账，算算帐，写写账，记记帐，整个一账房先生，学会了微分，积分，微积分，你用得上么。语文就更别提了，就是认字儿，哪儿像现在，一首首的古诗古词，被那些半瓶子的老师，拆解得支离破碎，分析的体无完肤。为了让我安心在家学习，爷爷还特意把他的书房让给我，并在书房里题了一幅楹联：家有万卷书，何必入学堂。其实是变相的囚禁。
幼年的我，本就对书中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过真正进入知识的世界，才知道自己有多么渺小，学问是那么匮乏。我如饥似渴的在书的海洋中遨游，什么“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皆释卷不辍，即使是外出玩耍时，口中也念念有词。
那时村里人有文化的人不多，见我整天神神叨叨，口中念念有词，又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都以为我中了邪，但日子久了，他们也见怪不怪了，只私底下叫我“神经病儿童”，后来叫的人多了，称呼也简化了，远近皆呼我为“神童”。
同一种书读多了也有厌烦的时候，古时候秀才们挠破头皮去钻研的那几本儒家经典，对于我来说，那真是孩子生病去哪里――小儿科。也不知道从前那些头悬梁、锥刺股、囊萤当烛，映雪读书的学子们都在想什么，为了读那几本书竟然到了自残的地步。由此看来，我大概真的是神童了，不是文曲星下凡，至少也是文曲星的跟班儿下凡了。
书读得快了，空闲的时间也就多了，除了修习爷爷每天规定的科目外，我又偷偷看了不少天文地理，佛道经文，甚至一些古典小说，虽然其中一些语义不是十分明白，但也乐此不疲。而对于这些，爷爷其实是知道的，只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甚至有时还悄悄将一些书摆在显眼的位置上，诱使我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