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夏的一天凌晨。在南方某个滨海县城县政府大前。路右边停靠着10辆大客车，从1到10编了号。这都是些半新不旧的车，土黄色的车身，木质坐位，车窗玻璃抹的洁亮，挂蓝色的窗帘，车头挂着大红花，远看近看都惹眼。车旁边挤着男男女女，老的少的，都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一看就知道是有人要出远门。人群明显地分成二类，老的或者是年稍大的是来送行的，小的才是客车的乘客。工作人员一边跑前走后地分导人群，让该上车的都上车，一边高声低语劝退送行人群。
太阳已经越过地平线，天空万里无云，几丝凉风拂过，身上热度不减反增。终于，最后一辆车也加够了水，领导一声口令：“出发！”送行的锣鼓急剧地敲响，配上震耳的发动机轰鸣声，把车里车外的人们的离情别绪推向高潮。车内的人向外挥手，车外的人向车呼喊。车队冲开无形的情感锁链，缓慢地开动了。
每辆车里都坐着30多个男女青年，男多女少。这些人身上穿的是五花八门，但颜色单调，不是红的，就是蓝的，个别是黄灰色的。大部分人都还长着个娃娃脸，也有一些人年稍大些，看上去象是有过什么经历的。这些人唯一相同的就是个个胸前都戴着一朵小红花。车队从列队欢送的人群中缓缓驶过，车顶上的行李把横悬在道路上空的写着“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刮得嘎嘎响。客车渐行渐远，送行的人群也慢慢散去。刚才喧天动地的锣鼓声随风飘散，渐渐地听不见了。送行人的欢声笑语，泪水悲哭也都伴着车队掀起的尘埃慢慢地消沉了。
坐在编号3的大客车最后排靠左边窗口的是两位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来自同一个小城镇。其中一个国字脸，粗眉大眼，目光炯炯有神，一双不同凡人的大耳朵，皮肤黑里透红。身高不会超过一米七，体重嘛，不好猜，反正偏瘦。上身穿米黄色粗布中山装，下身是半新不旧的土蓝色裤。这个小伙子叫高江。他旁边那位叫高俊才，是个圆脸，身材矮胖，眼眶突起，留分头。他俩是同学，也是同乡，都住在乡下一个小镇。他俩刚刚初中毕业，高中考不上。据说高江是因为他祖父是个小地主成分，加上名额有限的故。高俊才没考上，倒不是因为家庭成份，他家是个下中农，考试前他发高烧，考试时头脑晕晕的，数学没考好，听说分数排在入围倒数第一名，录取时又因为照顾乡长儿子而被照顾掉了，为此，高俊才心中好懊恼。他俩不是县城户口，本来不是下乡对象，这次下乡，是他们自已主动申请的。
高江从小接受的是“五分加绵羊”的教育，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学校。考不上高中，他不怨天不怨地，不过心里倒是在反复考虑如何才能会有理想的前途。他的父母是个小职员，在供销社工作，全家的户口因而不在农村，属于城镇人口。高江父母为人本分，父亲性格较懦弱，母亲脾气急燥。父母每月工资不多，家中五个孩子，日子过得艰难，常常是上月用完了下月的工资，生活窘逼导致父母经常为了柴米油盐争吵不断，家中无日安宁。这种家庭氛围，使高江日益厌烦。父母虽说无权无势，但人还是有的，他们在大儿子失学后，就开始为他的未来在自已的圈子里托人找门路了。但高江并不愿意父母为他找工作，他要自已打拼前途，他在家排老大，他要靠自已的能力去帮扶家庭。
那时，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已经一波一波地向前涌动。个别地方已经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管是自愿的自觉的，还是不愿意的被动的，一群群年青人，集结在“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广阔天地去”的大旗下，走出学校，走出城市，走向农村，走向工厂。浩浩荡荡，义无反顾。在这些知识青年里面，大多数是初高中毕业后失学或因为学校停课闹革命因而没书读的，有少部分是大学一二年级因为文化大革命而缀学的，更有个别因为有违法乱纪问题被地方政府顺势抛进下乡队伍，让他们到农村山区去受教育改造的。
高江毫不例外地受到上山下乡热潮的影响，他天天找报纸读，分外关注知识青年到边疆到海岛的情况。那天，他到姑妈家去玩，姑妈的儿子林大城悄悄告诉他，他已经被批准下乡到海南岛去，三天后就要起程了。高江回家后一直心神不宁，睡不好吃不好。林大城是高中毕业的，比他大三岁，大学没考上。居委会动员失学青年下乡上山，他就报名了。大城下乡更加鼓起了高江的勇气，他拿定了主意，一定到外地下乡去，做个下乡知青。我有知识，有力气，到哪都能干出一番事业。父母三天一大吵，二天一小闹的家庭氛围，使高江厌烦极了，早就有了突围的心，他要趁上山下乡的机会，摆脱这个令他心烦的家，也给家庭减轻一份负担。也巧，回来后他看到报纸上报道了本县近日正在动员知青下乡，他坐不住了，他知道高俊才也在等这个机会，连夜把他找来，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俩人一起给县委知青安置办公室写了下乡申请书。第二天清早就寄出去了。
高江的老家是潮汕平原的一个小村子，父老乡亲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天天肚向黄土背朝天，一脚泥一身汗。祖上几代都是穷人，一日三是过了今天愁明天。传到高江的祖父，家境有了些好转。高江祖父叫高越，为人精明，做事认真，头脑灵活，虽然他也摆脱不了侍候黄土地的命运，但是他兼顾做些小生意。在农村的小生意，也就是小贩，把货物从东贩到西，从中挣个利差，其实也就是蝇头小利。但高越省吃俭用，把挣来的钱一分一分地积累着，用来买地，经过十来年的努力，竟然也有十来亩田地。地多了，打的粮多了，又搞些付业，养几头猪，种些潮洲柑，这些都增加了家庭收入。一方面是节俭，一方面是拼搏，终于兴家致富了。又建了几间平房，一家人过起了脱贫安逸的生活。与现在农村富有的人家比起来其实还差得远。但是在那个年代，他已经算是有钱了。就因为这个，土改时高家被划为地主成份。后来对高江的直接影响就是考不上高中。当时的社会政治，是视地主成份者为阶级敌人的，而出生于地主成份家庭的后代人，也免不了会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什么都低人一等，高江渴望参加到上山下乡队伍中后，会改变一下地位。
申请书寄出去已经好几天了，还没有回音。高江心烦气躁，坐立不安，他以为这事肯定也会因为家庭成份问题而泡汤。偏偏这个时候父亲找他来了。他父亲叫高通。父亲说已经为他找了供销社，让他去当实习店员也就是售货员，干好了能留任。
高江说：“当售货员天天站柜台，那是男人干的吗？我不去。”因为心里有火，说话的口气就硬了点，音调也高了。
父亲立时黑了脸，说：“不去，那就回老家去耕田，我养不起少爷。”
高江说：“你放心，我不用你养，我的事不用你管。”
父子俩吵起来了。高江夺门而出，他不愿意和父亲吵，他知道父亲也不轻松。他家是非农业人口，是不用去耕田的，父亲说的是气话。
高江来到高俊才家。高俊才和高江在学校是死党，一来因为高俊才没有因为高江家庭成份不好而岐视他，二来他俩在校的学习成绩是数一数二的，不是你一，就是我二，有些英雄相惜。两个人一边喝着功夫茶，一边在讨论申请书什么时候能批复。
高俊才在家排行老三，兄长耕田，姐姐已经出嫁，姐夫是个小干部。祖父在南洋经商，父亲开着个小店，生意不错，加上祖父不时有钱寄回来，家境在当地算是较为丰裕的。但是高俊才是个不安现状的人，他时常想找机会到外面去闯世界，家中长辈给他按排的是读书成才做官之路，偏偏命运作弄人，让他考不上高中，那时考不上就意味着再也不能上学，因为那时没有复读再考的。他也不愿意当农民，他认为他能干大事，其实上山下乡只是到异地当农民，但高俊才把上山下乡看成是出外工作闯世界。他家是农村户口，能不能到异地去当农民，他也没把握，但因为他姐夫是公社干部，可以帮他一把。
高江对高俊才说：“都好几天了，申请还没批下来，看来是没希望了，前途渺茫啊。”愁眉苦脸的样子。
高俊才拍拍他的背，安慰他说：“不会的，肯定能批下来，我的也还没消息嘛。不过昨天夜里做梦，我俩已经到了海南了，在海滩上玩呐。”
高江说：“但愿如此，老天保吧。”
说着说着，“的呤的呤”，一阵自行车铃响，邮递员风一样扑进了高俊才家，叫着：“高俊才收邮件啦。”
这一声喊，被振动的是高江，他立马站了起来，伸手拉住邮递员：“看看有没有我的。”
邮递员送来了高江和高俊才的下乡务农批准信，那是县知青办公室的红头公文，盖着大红印章。信里对他们的行为给了很高的评价，称赞他们俩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好青年，鼓励他们在广阔天地里做出贡献，做新时代的主人。并通知他们下乡的目的地，集合出发的日期，如何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等等。高江心细，他把信看了又看，发现上面批准他们去的地方不是海南岛，而是粤西北的一个老林区，人称广东西伯利亚。那里没有大海，只有林海，没有沙滩，只有高山。高江高兴的同时有点失落，觉得那地方不浪漫。又因为姑妈的儿子林大城是去海南，如果自已也能去，俩个人在一起会有照应。不过对于高江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前途就蕴藏在里头了，机不可失。他决定不管去哪都去，不动摇，大丈夫嘛，志在四方，四海之内，皆兄弟。后来发生的一切说明了他的决心是下对了。而高俊才本是达观的人，他才不管去哪里，只要能离开老家，他不计较，同时因为他心里还有个小九九不行就回来。高俊才的姐夫人好，人脉广，硬是把他的户口给变换成城镇的，所以上面才批准他成为下乡知青。
晚上，吃过饭后，高江抢着去洗涮碗筷，他妈觉得有点奇怪，往日这时，在晚饭后稍事休息，高江就会拿着笛子到河边去吹奏练气，今天反常了，肯定有什么事。是的，高江要向父母说知他下乡去粤西北的事。
“爸，妈，你们看看这封信。”高江把县知青办公室的红头公文掏出来给父母看。
父亲首先接过去看，一边看一边说：“你这小子，瞒着我们办大事，好哇好哇，你长大啦。”言语中有些火气。
母亲接过去看了，看完了说：“那是什么地方，你小小年纪，从没出过远门，你能去？去了你能过日子？衣服谁洗？有病有痛谁理你？”忧心衷衷难以首肯的样子。
高江一看，不对路，不同意我走。不行，我要走。明知山有虎，我偏向虎山行。但他也知道，这件事和父母硬来是不行的，他们不同意他是走不了的，因为公文上规定，到县里办手续时一定要有家长签名同意。
“你们听我说，”高江开始了他早已准备好的说辞，“儿子去外面是要去学本事，闯世界，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说不定我在外面能闯出一个新天地。再说了，还有高俊才和我一起去，凡事我们会互相照应。”
父亲说：“去供销社不好吗？”
“做个售货员，我会很郁闷的，我不会去的。”
母亲说：“你就不能听我们按排？你去老远的地方，我们会很牵挂的。”
“我明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但儿子已经长大了，我希望能自已决定自已的前途。再说了，林大城不也下乡吗？姑妈姑父都让他走，你们也应该让我走。”
父母亲对看了一眼，眼神显得很无奈，父亲说：“让我们考虑一下，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高江的父母没有再阻止他，反而积极地为他去公社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到了集中出发的前一天晚上，高江开始收拾行李，因为县里会给他们发被席，所以他只需带些衣服就可以了，行李显得简单，他就又带了几本人家不要的高中课本，当然不会忘记带着笛子。第二天早上，高江只让父母亲送到镇汽车站，他和高俊才一起走了，高俊才的母亲陪着他们一起去县城。到了县城，把所有应办理的手续办全了，“下乡知青”这个中国历史上有特定含义的身份终于落在了高江们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