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了这么多理论，无非说明两个事情。一个是王莽的篡位，绝非我们印象当中那种心怀不轨的行为，而是一个符合大汉将衰、试图除旧布新的政治举动。另一个则是王莽为了废汉立新，不得不用种种政治手段给普天之下找到一个“合法”即位的理由。然而大汉江山已经历经二百余年，刘氏正统的思想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用什么手段来转变人的观念是复杂的政治问题。王莽的竞选梯队想出了“谶纬”这个绝妙的招数，用神学（你也可以说是迷信）来警示代汉立新是上天所赐。土德代替火德，乃是“风水轮流转”的产物而已。
更为绝妙的是，做为个人，王莽在向太皇太后汇报代汉原因的时候，说是“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拿大汉祖宗说事，我不才王莽对天是敬畏的，不敢不接受汉高祖刘邦递给我的朝代接力棒。
假设这个谶语把刘邦换成孺子婴，说是孺子婴传位给王莽，那就没有说服力了。估计人家王太后连睬也不睬你一眼。惟其祖述刘邦，则王太后也心有余悸，不敢对天有所怀疑。
于是王莽“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王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同时在接受仪式上，莽亲执孺子手，流涕歔欷，说我王莽以老年之身，奉承大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哀叹良久。百僚陪位，莫不感动。大秀一把。
王莽为什么要给自己的王朝起名为“新”呢？史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他曾经封为新都侯（还记得他归国南阳时，所居住的新野之都乡吧），故名为新。这派说法，支持的人比较多，以东汉的王充、元代的胡三省、清代的赵翼为代表。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新朝”的“新”，实取“新”字的文义，即改旧、更新为新，开始、始基为新。坚持这种说法的人不多，但很有道理。我摆在这里，存疑给大家，自己随便解去，哈哈。（建议大家查查唐、宋、元、明、清的命名原因，留个作业哈）
但玩笑总归玩笑，之所以从“名”谈起王莽的改革，就是因为王莽改革的最大特色，便在于“起名”、“改名”的特色。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学过一点词汇学的人都知道，在词汇分类的研究中，政治词汇的能产性是最强的，不同的政治家宣传自己，要给人以突出的印象，必然要用新的政治名词、新的政治主张来装饰自己。王莽时代已经不是汉初“萧作曹随”的年代，必须要在变化的情势中提出新主张才可以。
王莽深刻理解这一点，加之他本人就是“礼”学家，事事讲求过场，他秉承前汉以来《春秋》学家主张的“王者受命而王，必择天下之美号以自号也”的原则，在文字上大下功夫，以图让百姓头脑中理想出一个美丽“新”世界。
于是在官名、爵名、地名、人名，他进行了大量的改革，非把你改晕不可。
首先是官名。前面叙述王莽的发迹史已经说到，王莽掌权后就对官名做了微调。但这次不同，一旦身为皇帝，九五之尊，便真正掌有无限的权力。王莽用改名的方式对前汉官制进行了调整。以王舜为太师、平晏为太傅、刘歆为国师、哀章为国将，称为四辅，并且神化一下，分别以岁星、荧惑、太白、辰星和东岳、南岳、西岳、北岳比作神明，以安新公、就新公、嘉新公、美新公冠之以上公爵位。命甄邯为大司马、王寻为大司徒、王邑为大司空，是为“三公”（这个没变）。以甄丰为更始将军、王兴为卫将军、孙建为立国将军、王盛为前将军为“四将”。一共十一公，三公、四将也都有爵位（其实其他官职均与爵位挂钩，容后再详述）。这大大超出了大汉“三公九卿”中的“三公”数量，以至于献图者哀章、看门者王兴、卖饼者王盛都可混迹于其中。
原来的“九卿”，则纷纷改名，重新搭配，添加新官，变成“九卿——六监”制度。
对于一百多个郡级官员，则统一改太守为大尹，把掌管武事的副郡级官员——都尉统改为太尉。县令长改为宰。
后来又令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队郡，置相当于太守的大夫，和相当于都尉的属正，以便直辖。
总之官员名称一片大改，让任何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大伤头脑，非捧着图表参照不可。
但还没完。
他还试图恢复周代的五等爵制度——公、侯、伯、子、男。这个跟官的级别规定的较死。
公者，即上面所述十一公也。侯、伯可以做太守的官，子、男可以做县令的官。当然对于官和爵关系的探讨，问题很多，我们也难以搞得清楚。这里只是从一个社会学的角度简单看看五等爵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王莽羡慕西周，因而他仿《周官》，行周礼。周代包括西周和东周，东周又包括春秋和战国。西周和春秋，基本实行五等爵制度，嫡长子继承制，继承即为大宗，非嫡长子就只能做为小宗。而大宗中的下一代又有大、小宗，小宗中又有小、大宗。于是就存在大大宗、小小宗，大大宗就是公，小小宗则是比男爵还要小，似乎已经是平民或是家道中落的奴隶了。然而这些是这个时代“礼”制存在的社会基础。然而战国“礼崩乐坏”，战乱频仍，新的爵位制度呼之欲出。首当其冲的便是秦商鞅变法确定的军功爵制，这种制度规定你杀的人越多，爵位越高，奖励越厚，封地越广。这种爵位制度随着秦王扫六合而成为唯一的爵位制度，到了前汉渐渐演变为“二十等爵”，去掉了“战时性”而成为纯粹的身份标志，成为百姓缴纳赋税的参照标准。爵位越高，地位越高，优惠越多。而这种爵位层级多，使社会的纵向流动可以十分流畅，出身不好的贫民，如果“有才”，完全可以通过饱读诗书，成为帝国的骨干。这就如同我们上台阶，同等高度，台阶数量多的，就容易攀爬；台阶数量少的，每上一阶都显得格外费力。西周——战国的过程，实际就是打破爵位壁垒的过程，然王莽反其道而行之，恢复周爵，焉能不是历史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