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名（二）
改地名，是和改爵名相关联的。这话怎么讲？
前面说到，周代社会的维系，是以宗法制做为基础的。理论上讲，周朝整体是一个大家族，周天子就是最大的大宗，各地相对于周天子而言都是小宗，但各地都有局部区域的大宗，这就是“公”。局部区域的“公”不能天天到周天子这里，就得分封到各地去做诸侯。各诸侯国再按五等爵的级别、按分封制的精神逐层分封下去，形成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公、侯、伯、子、男，层层相套。宗法制和分封制结为一体。简单说，就是什么爵位分什么地。爵高者，分的地，包括爵低者的地。男爵以下，就是平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再低的，连地位都没有，就是奴隶，和牛马财宝等成为主子的私产。
王莽觉得，新朝的维系，也应当遵求此理。不仅什么爵位的人应该做什么样的官，而且更要坚持什么爵位的人分什么样的地。官、爵、地，三者互相关联，世袭制的“接班”制度也因此而重新恢复。于是他下令：公爵为一同，可以有一万户（民众的租税），面积方圆百里。史书统计有“公”十四人；侯爵、伯爵为一国，可以有五千户，方圆七十里。史书统计有“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爵、男爵为一则，可以有二千五百户，方圆五十里。史书统计有“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前汉时期的“关内侯”原为二十等爵中仅次于侯爵的次高级别，这时叫做“附城”，相比于新封的爵制，降了级别（特别包括诸多刘氏宗亲），仅可拥有九百户，方圆三十里。史书统计有一千五百一十一人。
有了规定，就得照章办事，对于全国的地名，就要做调整。
首先便是恢复《禹贡》中“九州”（也就是现在时常提起的“九州华夏”及各种“九州”的说法），把汉武帝十三部州改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把原部州具有监督职能的最高长官“刺史”改为“州牧”，爵位封为男爵。当然了这时的州牧还没有很大的权力，只是监督一州所属的几个郡，基本还是个纪检委。（因为郡守是侯、伯这等的高爵。你等着后汉的后期，就不一样了，是帝国崩溃的因素之一，留到后话。）
其次是具体地名的大改。如仿照周代的“宗周”、“成周”，以义阳（洛阳）为新室东都，以常安（改“长”为“常”）为新室西都，是为二都。再如河东郡，改名为兆阳；颍川郡，改名为左队……太多了，全国一百多个郡，一千多个县，都有改名，你查《汉书地理志》都可查得到。甚至到了新年号“天凤”之后，年年都变，一郡最多时，要改五次，最后再“折腾”回来。发个诏书，往往要在新地名后面加上括弧（开玩笑的，古时没有标点符号，但能读出来这个意思哈）。比如这个：“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以封丘以东付治亭。治亭，故东郡。以陈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荥阳。陈留已无复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诣行在所。”
说实话，我看到这个也有点蒙。
大概是这意思：“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陈留郡的郡守、都尉听着：把益岁以南的地方划入新平（新平，就是过去的淮阳）。把雍丘以东并入陈定……”麻不麻烦呀！
说实话，我对王莽个人还是比较同情、理解的，至少在我眼里，他不是太坏的形象。而且从后面要讲的房地产改革、货币改革、宏观调控等等来看，也只是“度”的把握有所欠缺，理想与现实有所冲突。但对于“名”的改制，我觉得，实在是太过混乱，有点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了。这就好比让今天的北京，一年到头，中都、大都、北平、蓟来回换，谁人不疯？
当然，我们还不能忘了他在人名上的改变，十分有趣。
这个来自于本人以及很多网友的疑问。就是《三国演义》里，除非类似诸葛亮、夏侯渊这样的人物是复姓，否则一律是一个姓加上一个名，是两字姓名，并配有比较雅的“字”，就连很多勇夫也是如此。那么为何如此整齐划一呢？
问题出在王莽。
王莽立的皇太子是王临，王临的一个儿子叫王宗，因此王宗是王莽的亲孙子。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爷爷和爹爹，这个王宗是可以当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让人画了幅画像，还刻了铜印三枚，与其舅舅合谋，准备抢班夺权。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虽然是亲孙子，依着王莽先前连俩亲儿子都杀的事实，这事也不能轻饶，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杀了。虽然人死了，但“政治权力”也要剥夺，王莽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贬厥爵，改厥号，赐谥为功崇缪伯，以诸伯之礼葬于故同谷城郡。”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门道的。“制作”就是法令，王宗本来名是两个字，叫“王会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原来的“王会宗”。
从王莽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数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孙子的名都是两个字。
二、王莽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
三、人犯罪后，恢复二字名，以示处罚。
由于王莽的法令，从那时起，人们渐渐养成了使用单字名的习惯，后来虽然新莽政权被推翻，王莽的命令按理说是不应算了，但风气一直也没有改过来，人们觉得用两个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由于当时人口并不是很多，人的活动范围、交际半径也有限，单字名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单字现象得以沿续，一直到三国时代。至于新莽政权后来造反、叛乱的绿林军有的领袖叫王凤、王匡，与王莽长辈同名，不知何故，故意为之？偶然巧合？
但这种历史惯性，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我们通常所熟知的“焚书坑儒”。历史上虽是争议种种，什么坑的不是儒啦，什么焚的只是《诗》、《书》这两本书啦，等等，但有一条是确凿的，就是秦始皇确实颁布了“挟书令”。这个“挟书令”规定，非博士的普通人家不得私自带有、存有《诗经》、《尚书》这类思想类的读物，但是可以有“日书”这样的日历东东（现在有好多这类出土的竹简，超级难读）。可是秦亡汉兴的社会大变动给我们一个错觉是，秦的灭亡便是秦的一切都灭亡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刘邦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创制一个新制度，只得按照人们惯常的制度继续施政。“挟书令”也承继了下来，直到人们意识到文化需要恢复，才想起来，“挟书令”是阻碍文化普及的因素之一，于是废之，于是后来有了今古文《尚书》之争。正所谓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清承明制。制度最难改变，习惯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