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车子开进一扇大门里，在一堆草垛前停下，两个押解员打开了车箱后面的门，让几个犯人下来。
凌宜生提了箱子，最后一个走出黑暗的车厢，突然感觉眼前豁然一亮，他立刻眯起了眼睛，过了会儿才睁开，面前是一个很大的农场，一簇簇的草垛特别醒目，像一行行堡垒似的排列得整整齐齐。
天很高，云也很远，草垛的延伸处是几排平房，里面发出叮叮铛铛的响声，显然是有人在做事。
犯人们像被放牧的一群羊，缓慢地被集中到一块空地上。凌宜生走在中间，他回头看了一眼那辆开走的囚车，想到自己要在这里呆上八年，心情格外沉重。除了头顶上飞过的几只麻雀，眼前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没有一点生气。
麻雀们落在草垛上，叽叽喳喳啄食着稻草上残剩的谷子，不时向凌宜生张望。凌宜生捡起一块小石子朝它们扔了一下，然后站到犯人中间。
点了名之后，凌宜生被分到一个七人住的房间。这个房间的窗口靠近湖边，凌宜生听到了一点的水声，他想象了一下外面的景色，就把东西搁在窗口的床位上出去做事。
晚上回来时，凌宜生见自己的东西被扔在地上。一个眉毛下有颗痣的人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问：“新来的，犯得什么事？强奸还是杀人？”
凌宜生没有理这个人，指着自己的东西，阴着脸问“谁干的？”。
“不好意思。”一颗痣一屁股坐到床铺上。“这个位置是我的。”
“凭什么是你的？上面又没写你的名字。”
“因为我先来。”一颗痣冲到他面前，也放下脸色。“你他妈的乱放东西到别人床上还有理是不是？”
凌宜生和他对视了一阵，把东西捡起扔到一张空床上，倒下就睡。
成新农场原本是一家国有企业，专门造纸板或纸箱，后来因为亏损倒闭了，工人纷纷散去，于是便改成了一座劳改农场。犯人们不用发工资，企业单位，事业管理。尽管这样，国家每年还是要往这里贴补数十万元进去。
凌宜生做了一个月，人瘦了整整一圈，脸上的颊骨看上去使人觉得可怕。为了能得到那个靠近窗口的床位，凌宜生与一颗痣经过了一场残酷的决斗，他的鼻梁被指甲钩去了一块皮，而一颗痣也受伤的不轻。凌宜生后来知道这人叫做胡刀，也不清楚是真名还是绰号。
在这里，凌宜生有种绝望的悲哀，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也没有女人，更没有值得他去思索的东西。
窗口很小，只有一平方尺左右宽，用了四根粗大的铁条做栏杆。白天，凌宜生很少看到窗外的景色，因为这个时候他和其他的犯人都必须出去干活，而清晨一般都有雾，看不清什么。只有夜晚，他才能去听到流动的湖水声，芦苇的哗哗声，以及野禽飞动的响声。在这些富有生命力的动静中，他能感受着一些安静，一些抚慰，才能慢慢睡得安稳。
在农场，每天都必须出早操。农场的场长叫杜式雄，是部队里某位团级干部的人物，他喜欢用军人的方式来对待这些犯人，所以每天的早操都是从六点到七点，早操后犯人们才去食堂用早饭，八点半准时分派到农场各处干活。
凌宜生房间里的七个人分作了三派，有两个是和他一起的。胡刀那边也是三个人，剩下一个叫杨威的，谁也不偏向。
这人个子和凌宜生差不多高，脸上的皮肤凸凹不平，如果他的眼睛里有些威严凶狠的光，也许算得上是个粗犷野性的男人，可是他却暗淡无色，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那种人。
有几回凌宜生想跟他接近，但杨威总是躲避着。胡刀却早看在眼里，在一回出早操之前，同几个人当着凌宜生的面将杨威全身脱光，然后哈哈笑道：“他能是男人吗？这种人混在我们中间都让我觉得耻辱。你们听听这名字，杨威。真他妈还不如叫阳萎。”
凌宜生觉得这种羞辱没有人忍受得了，但杨威却毫不在意，穿好衣服后，第一个站出去排队。凌宜生悄悄问一个叫谢延深的同伴：“这人为什么这么能忍受，他犯得是什么事？”
“我也不清楚，这人很孤僻，从不和别人交心。”
谢延深四十不到，犯的是故意伤害罪，判了十年。两年前他在外面打工，同村的一个男人与他老婆有了关系，他知道后也不说什么，暗中躲藏查了几天，等俩人又一次幽合时，被他捉奸在床，当时他二话没说，操起一把洋镐将男人的头盖骨敲出了一个洞。幸好那男人命大没死，但也差点变成了一个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