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男人，杨总介绍是恩人的助手，是个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北方人。
晓涛再看三个女人。
一个是打扮非常时髦的女人。
她下穿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上着长袖的圆领体恤衫；一袭黑色的长发；绝的是，她将双手插在裤袋里，一副冷艳得即不可近又不可及的神态，流露出一个女人的小资情调和独具的高傲。
晓涛想，上帝有时真不公平，给予某些女人太多了，比如她。
另一个女孩子是这样的：苗条的身体套着灯芯绒牛仔裤，似湖泊般的深蓝；白色上衣，象朗朗晴空上的一朵白云。她总带着微笑，可掬。与身边的那个时髦女人形成鲜明对比。
还有一个女人却与这俩位又不同。她身体套着花呢带格的长套，这让晓涛只能入迷她的脸。那脸白、嫩且富有弹性，而一副黑色的眼镜架在上面。正是这黑色的眼镜让晓涛看到了她写在脸上的文化和气质。
杨总悄悄告诉晓涛。
他的恩人是桂林市的一个高干子弟。现在桂林开发房地产。杨总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桂林文华大酒店时，就是这个恩人将他从普通行李生一路提拔到副总经理，并送他去瑞士洛桑学院学酒店管理的。
后来，杨总要来广州打天下时，恩人也没有阻拦，没有提及自己以杨总的提拔而施加任何压力，反而愉快地放杨总来到广州。
杨总于是有了今天的事业和地位。
大家上了车，杨总坐在恩人后背的坐上，探头小声与恩人闲扯一些话题。
其余人没话说，似乎气氛有些闷。
车过了人民桥，不经不觉地就到了西堤。
嗄！车停在北京大饭店门外道路中晚上临时用的停车坪。
晓涛第一个下车，在大堂里问问，女服务员就给行政办打电话，不一会，来了一个人。
他问：“请问哪位是刘记者。”
晓涛就走上前去。他说：“老板已经交待好了，我们也安排好了。来，你让你们的人，跟着我，我带你们上楼去。”
只听杨总说：“我走前面，我跟着刘记者，你们几个跟着我上来呀。”这群人便一个个跟着酒店方面的人，很快乘上电梯，来到九楼卡拉ok包厢里。
香港老板安排得很不错，给了一个最大的包厢。
硕大的茶几上摆放着许许多多季节性水果，放着大杯大杯扎碑和红茶。
那个忠实的伺候生，站在门边。
只要你稍稍一个举动，他就会感知到，并来到你的面前。
他彬彬有礼，却不失节气；他谦和到位，却不会让你感觉你比他更高贵。
晓涛听杨总的恩人对杨总说：“在这个小伙子身上，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过去的影子？”
杨总说：“是的，他很敬业。他用的是心。”
那恩人说：“这个伺应生，将来也是前途无量。”
多年以后，晓涛几番与人谈到夜总会，谈到卡拉ok，谈到这个不得了的服务生，或者说，谈到夜总会，谈到卡拉ok，就要谈到北京大饭店，谈到站在台门外的香港老板安排的这个服务生！
此时，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而三个女人不时轮着唱歌，与这边的几个男人轮流跳舞。
杨总知道晓涛不会跳，便从没有暗示或明示女人们请晓涛跳舞。
过一会，伺应生端上来一个白色特大瓷盘。
他轻轻走到晓涛身边，轻轻说：“先生，这是香港老板特意送的！”
晓涛说：“你放茶几上吧。谢谢你。”
他说：“不谢，请你们慢慢享用。如果需要什么，请随时交待我！”
原来，这是一盘香港老板为讨好晓涛及友人，晚餐时在附近那著名的广州“大同饭店”订的烧烤。
当中有鸽，香肠、羊肉、牛肉、鸡翅，羊腰、羊板筋、鸡脖、鸡珍。
晓涛非常高兴香港老板给足了自己面子。
杨总则非常高兴晓涛给足了他面子。
恩人是个高干子弟，那一定更加高兴杨总给足他面子。
一伙人玩到很晚，才回河南，回星辰大酒店。
在车上，杨总对晓涛说：“刘记者，你几时有空去桂林，就告诉我，兄弟我来安排。”
晓涛好意地对他笑了笑，记住了这句话。
日子表面过的如此奢糜，真实的自己却面临那么多困扰。
巨大的反差啊！可这一切，又能跟谁说呢？
王老板？胡德？波仔？玲姐？翠？华女？
唯一可以说的，是玲姐。
可是，玲姐现在在哪呢？
人家也在自己的家里！她也有自己的家！
晓涛在星辰大酒店下车后，独自走回胡德家时，想的不是刚才在北京大饭店的忘情时刻，而是当前的残酷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