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满怀激情地高喊着：〃丹尼，我爱你！〃、〃danny，iloveyou！〃
1976年9月9日，从这天往前或推后（2）
他们青春的力量敲打着锦沧文华大酒店的墙壁，也敲打着准中年的心房。准中年注视着他们，在自动感应门的另一面。他在一个小男孩的面庞上，似乎看见了当年那两个孩子的影子。在离开那个决定性的日子之后，路边撒尿的孩子们已成长为完全不同于他的另一类人。二十四年前，他的哥哥徒步前往井岗山，为了得到一枚瓷器毛泽东像章而四处乞讨；二十四年后，这些小男孩、小女孩为了一个陈百强的男人而神魂颠倒、神不守舍……
那一刻准中年在内心这样想：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们能够读懂他们吗？
于是，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准中年在告别了他的亚文化调查之后，开始了另外一个调查，他试图回到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试图想知道当那些男孩在路边作着撒尿游戏时，他们还拥有什么感受？
我在贵阳钢铁厂子弟小学读一年级，学校座落在贵阳市的南明区。我六岁。那一年。
我在课堂上听到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我看见老师痛哭失声。我没有多少悲伤，只因为老师哭了，我也跟着哭了一会。
回家路上，我早忘了这些。但不巧，撞上了一个高年级学生，过去他总是欺负我。这天在街头水沟边，我和他打成一团。我打输了，脸上身上火烧一般地痛，这下我真的嚎啕大哭了。回到家里，我看见一家人都在抱头痛哭1，姐姐哭得尤其伤心。看见我泪流满面的模样，姐姐便哽噎地夸奖我，说我真懂事。那一刻我很自豪，因为我和大人们一样了。。。。。。
十五年过去了，我之所以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情景和内心感受，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的去世，而是姐姐对我的夸奖。她让我明白我和姐姐成了一样的人，大人。
胡辛这么说。胡幸于1970年5月出生，该年21岁。复旦大学新闻系88级学生。
那一年，我七岁。
我住在青海省西宁市南大街24号。
那个晚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的一声叹息，他说：老毛死了，中国没希望了。
在这前，我的外公刚刚去世。对我来说，那时我区分不出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别，外公的去世对我有更大的打击力。
卢彦这么说。卢彦1969年11月出生于西宁，今年21岁，复旦大学新闻系88级学生。
那年我正上小学二年级。
在班上，我看到老师悲痛万分，痛哭失声。回到家，又看到许多大人在痛哭，其中一个女人也在一个劲地哭。我平时挺讨厌这个女人，反感她十分做作。我还记得一件事，那就是我不能再去看电影了，第二天的电影被取消了。
王文颖这么说。王文颖出生于1965年。今年26岁。工作于香港奥美市场广告有限公司。
我最难忘的是在电视中看着王洪文念悼词的景象。我对祖父说：他看上去象一个坏蛋。
祖父狠狠地揍了我一下，至今我还能感受到那火辣辣的滋味。
徐舒天这么说。徐舒天出生于1972年。今年正就读于上海公安专科学校。
我和徐舒天一样，也是四岁。对于1976年9月9日，我没有感觉，一点也没感觉。
何天华这么说，何天华出生于1972年。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91级学生。
毛泽###然离开尘世的时候，整个中国都在恸哭——不管人们出于何种难以道尽的心情——那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段时光，是数亿中国公民同感山崩地陷的日子。
新华社报道：在上海，“一批又一批”的人们不约而同于傍晚含着眼泪、抽泣着前往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在韶山、8000军民连夜聚集在毛泽东故居前，痛哭不止；在唐山地震灾区，广播《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时，街道、公路上许多正在行驶的汽车、马车、自行车立即停了下来，新华社记者看到：坚强的唐山人民，许多人在地震中失去了亲人，没有掉过眼泪，今天，当他们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时，禁不住痛哭失声；9月9日，河北丰南县刚刚向毛主席发出致敬信，报告他们〃抗震救灾的胜利成果〃，万万没有想到致敬信还没寄达北京，却突然传来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他们泣不成声。据报道，这一天，北京报纸的发行量增加39倍。在国外，联合国安理会中止了会议，即使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敌人也以特殊的方式表示了震惊和尊敬。
但他们却毫不在乎，卢彦、胡军、王文颖、徐舒天、何天华等人却对1976年9月9日毫不在乎，一同不在乎的还有千千万万个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成长于市场经济逐渐成熟期的青年人，他们闻所未闻某个20刚出头的青年在当时的心情：每个人都极其担心我们国家的前途。当没有伟大的舵手为我们的航船掌舵时，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
一个曾经决定了世界力量的基本格局、世界秩序的基本结构并且深刻地决定了他统治的国家中亿万人民命运的历史巨人，即使在他离去的那一刻，也无法影响孩子们，因此，逻辑地无法影响这些孩子们未来的生活、未来的历史。
接着又过去了13年，那是2004年12月24日的一个夜晚。
28年前的青年，13年前的准中年而此刻已是真正中年的这个上海人那刻正与一个八十年代生人谈起1975年城市时尚这个话题时，这个诞生在1986年的小男生将他一头黄毛抖动得如同发情的雄鸡，并这样问道：1975年也会有城市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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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从这天往前或推后（3）
小男生感到不可思议。
他曾经〃哈日〃，接着〃哈韩〃，而此刻开始挖空心思地想着〃哈法〃、〃哈英〃甚至〃哈哈阿根廷〃，他的经验世界不可想象发生在1975年的上海时尚。
他出生在阳光灿烂的1986年。在他的记忆中，1975年是一个暗淡无光、气息奄奄的年份，满大街尽管已没有了红色旗帜，然而，有的是蚂蚁一样的灰色男女。那个年份没有恩宝、没有美津浓、没有姚明科蒂奥尼尔mba世界中的种种精彩、种种快乐。1975年，是如同他始终脸色暗淡无光、终日忧心忡忡的父母那么乏味、无趣的年份。
长相英俊、两个手腕各套两只波希米亚风格手镯的小男生将上海的时尚历史简单地规定为他出生之前的第3个年头，那是1983年。他的理由是如此地充分：〃那一年，上海不是有了华亭路市场吗？还有，第二年，天王巨星麦克·杰克逊不是凭着《颤栗者》而横扫了世界吗？”
以他的视角他也许是对的。然而，这个将伟大的切·格瓦拉等同于beyond的小男生忽略了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发生在他出生前的三十年，这个事实中年有着充分的认识──
那一天，20岁的“小开”郭先生在一番精心装扮之后，正走出自己的花园洋房，前往老上海四大舞厅之一的“埃尔令〃。“小开”郭先生喜欢“埃尔令〃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有着任何一个老上海舞厅都没有的十六层弹簧地板，这使得舞蹈中的他如同一只踏波无痕的水上之鸟。
“小开”郭先生那天有着1948年上海最时髦的装束；前往的是1948年上海最流行的舞厅；而星期六之夜前往〃埃尔令〃、〃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则是像他这样的上海富家子弟的生活方式。
55年后，当〃小开”郭先生回想起那个夜晚的〃埃尔令〃之行时，他说当时他也是这样认为：1948年之前，上海没有什么时尚和时髦，所有的时尚和时髦都产生在1948年的夜晚，那个如同郁达夫先生描述的〃春风沉醉的晚上〃。
“人总是容易简单地理解问题的，而且，在骨子中，他们总是排斥一切他们不曾经历过的事情，他们老是为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存在辩护。”“小开”郭先生从容地一叹，这一叹让时光漏过了半个世纪。
从1976年9月9日在合肥路一地玩着撒尿游戏的小男孩到1991年10月23日在上海锦沧文华大酒店苦等陈百强的小青年；从1948年把玩“埃尔令”十六层地板的“小开”郭先生到2004年一路“哈”来仿佛永无止境的86年“更新人类”，他们谁理解了城市生活中的全部本质？他们各自的欲望在本原上又有着怎样的差别？他们的人性对未来的历史来说还有着多少启示的意义？
这是我，当年的青年，后来的准中年，此刻的中年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这本城市文化、生活、情感的编年史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此刻，让我再次从1976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说起。
如同我刚才已经说过的，这个年份，有两个在表面看来与时尚、消费、欲望完全无关的人物相继去世，他们就是周恩来和毛泽东。
这两个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人物分别于1976年1月8日和1976年9月9日离开了无限热爱他们的人民。这个期间，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中央，一场青年暴动以它强大的力量震撼了中国大地，震撼了统治着中华民族的官僚机器，这场暴动与我们所要叙述的生活方式无关，但没有这股愤怒的青春火焰，没有这股火焰的猛烈燃烧，也就不会有现代的城市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社会氛围。
由于社会政治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逻辑地，社会生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1977年的上海大街上，出现了第一家自动售货商店，而在1977年8月，上海有了第一家电视机商店。后者的重要性一直要再过十年才会被上海男女深切地感觉。那个时候，人们的想像力还达不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他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将由这个闪闪发亮的小怪物所决定，出现在屏幕上的种种视像最终将使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变得与前迥然不同。
1975年至1979年，电视机远远不是流行物品，但在这个时期，社会文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有两部作品将永远地留在我们的脑海深处，由于它们的重大性，我甚至不敢轻率地使用〃重大〃这个词语。
第一部作品叫《伤痕》。
作品的作者叫卢新华。他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78级。在这之前，他象所有的“老三届”一样，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生活了若干年，当时代终于前进到让他进入了中国最好的大学时，他没有浪费时代给予他的机会，他将自己积累的种种经验、种种思考，完成在短篇小说《伤痕》中。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不经意地，他拨动了1979年的中国神经；不经意地，他释放了中国社会积郁已久的思想狂潮，同时，他也为那个时代的全部苦难者打开了倾诉、控诉的闸门。
后来很长一个时期内，在文学乃至社会学层面上，《伤痕》都是一个标志性作品，而卢新华先生也因此成了一个标志性人物，直到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寻根文学和以马原为代表的先锋文学将人们的眼光拉了开去。
和卢新华同时成为标志性人物的是宗福先。
1976年9月9日，从这天往前或推后（4）
这个工作于上海某企业的男性剧作家，以比卢新华更为充沛的情感写出了四幕话剧《于无声处》，这个话剧造成的轰动效果是匪夷所思的，宗福先先生和他的团队在中国各地周游演出，他获得了英雄般的欢迎。
作为作家和剧作家，他们两人在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真正地位或许还要留待历史来界定，尽管，就轰动的效应而言他们取得的是寻常作家梦寐以求却不敢随意奢望的成就。作为人，某种意义上，他们成就的却是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方能成就的事业，他们推动了时代的车轮，他们解放了人民的情感，他们让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由此而产生，他们个人因此成为另外一种意义的不朽的纪念碑。
上述发生的一切从去世的周恩来、毛泽东到以自己的文学作品、戏剧作品让中国震撼的卢新华、宗福先他们与时尚、消费和欲望的历史在表层上也许不那么相干，但它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崩溃”的宏大背景，一个绝对不能或缺的社会政治的深度背景，没有这个背景，任何的回忆都无从谈起，那个在1976年9月9日走出上海市卢湾区工人俱乐部图书馆的青年人，也就不会对后来的生活、后来的城市、后来的人们的七情六欲发生那么多的感慨和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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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兹之歌》的旋律中开始解冻（1）
在卢新华的《伤痕》和宗福先的《于无声处》一边，城市倾听到了《拉兹之歌》的美妙旋律。
是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左派布尔什维克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开始有了悄悄的松动，满大街不再是单调的八个样板戏的旋律，也不再是让人听得生腻的〃阿瓦唱新歌〃或“月飞山，英雄的山”，尽管依然还在按照严格的〃向左、向左、向左〃的律令，但兄弟国家的戏剧、电影作品逐一地出现在上海，出现在中国这座最具纪律性、也最具世界主义眼光的城市中。
较早的时候，人们已经看见了“欧洲的一盏明灯”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广阔的地平线》中的那个接吻的镜头，这个镜头让上海多少青春少年为此怦然心动，他们中又有多少人在一贫如洗的城市角落里以生命的名义而偷偷地模仿着镜头中的动作，他们中也有人为了这个模仿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以〃猥亵者与被猥亵者〃的身份永远地丧失了正常人的一切，在六、七十年代的毒辣的太阳下裸露着自己那个可耻的阴阳的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