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青春男女还深刻地记取了《创伤》中反复接吻的镜头，由于这部影片明显地触犯了中国左派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禁令，导致了它放映不久之后的被彻底禁锢。
《宁死不屈》是深刻影响上海的影片之一。上海的青春男女不仅深刻地记取了阿尔巴尼亚女英雄米拉·格拉米的绝世美貌，他们还深刻地记取了德军少校汉斯·芬斯·斯多茨先生的精彩台词：
姑娘，外面阳光明媚，人们享受着生活的无穷乐趣，而你呢，将在这里默默地死去。
上海的青春男女会心地感受着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员之间的问候：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即使岁月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他们中许多人还会清晰地记得荡漾在那座白色山城中的那句问候，这是那个时代留给他们的一个暗号。
“三千里江山”的朝鲜也是在文化层面上深刻影响上海的一个国度。
《卖花姑娘》告诉上海的青春男女一个关于阶级斗争、阶级压迫的凄厉故事；《金姬与银姬的命运》是对万恶的“南方”与豢养“南方”的美国强盗的最彻底、最愤怒的控诉；而《南江村的妇女》和《鲜花盛开的村庄》则是对在万景台诞生的伟大领袖的统治的赤裸裸歌颂。我们还可以回忆起《看不见的战线》中的那个狡猾的“老狐狸”，他让我们在多少年以前就含混不清地感觉到生活中的阴谋和诡秘。
朝鲜人民军歌舞团的《血海》是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说教的、绚丽无比的大型歌剧。
对出生于上一世纪四十与五十年代的上海男女来说，二十五年之后，他们或许已经忘却了当年朝鲜电影、歌舞剧的具体内容和细节，但他们不会忘却那些充满了朝鲜民族特有情感的旋律。
在社会主义的灿烂明灯和三千里江山国度一边的是对左派布尔什维克来说意义含混的电影，它们也纷纷来到了上海，其中最轰动的是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岸之波》。
由齐奥赛斯库先生统治的这个国家，或许因为在人种上更接近拉丁民族，他们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与前苏联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在文化上也与斯拉夫人有着明确的分野。上海的青春男女幸运地在七十年代末就感受到了罗马尼亚电影中的欲望激荡，健康、丰满、阳光的男女身体，以接近半裸的方式冲击着上海的心灵，使他们内心洋溢起不由自主的情感。与《创伤》有着相同的命运，《多瑙河之波》也遭致了禁映的命运，在中国左派布尔什维克的眼中，这些半裸的肉体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的堕落和革命者灵魂的彻底空洞。
上海的青春男女则有着自己的文化判断、自己的价值判断，这就如同他们永远不会忘却那个苦难的印度人在1979年的上海大街小巷中的歌唱：
阿巴拉姆，啊，
阿巴拉姆，啊，
命运让我奔向远方，啊，阿巴拉姆。
印度文化对上海的影响比较曲折。发生在1961年世界最高山脉上的那场战争使得人类的两大文明暂时地拒绝相互触摸。但文化常常越过当代政治，人文常常突破当代的意识形态，电影《拉兹之歌》作为老片子重放在1979年的年末。“阿巴拉姆〃、〃阿巴拉姆〃的深切的忧伤呼喊深刻地打动着上海的青春男女，羞怯、腼腆、满怀着憧憬的上海青春伴随着《拉兹之歌》的美妙旋律在悄悄地成长。有个细节可以佐证这一点：
是在1980年的早春时节，上海的文化广场中正放映着《拉兹之歌》，黑暗中，一个叫作吴小青的上海女子，将她柔软的小手放在了同事黄远方的手中，随后，随着剧情她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她将自己飘散着青春气息的嘴唇向他的嘴唇凑去，黑暗之中，当银幕上正发出着“贼的儿子并不是贼”的呼喊时，他们年轻的生命也发出着激情的咆哮。
时代立刻将要接近解冻的那一刻。
在美国专栏作家保罗·考夫曼的《中国正在来到的精神革命》的预言中，他是如此断言这个时候的这个国度和这座城市：
在旧中国崩溃时候，这个国家的人们把一切都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民众给了马克思主义施展威力的最好机会。然而，马克思主义在改造人这一点上却失败了。
面对这个失败，中国共产党政府必将继续在马克思主义口号下往前走。但是，它的目标将不会再着重改造人的思想，而着重物质建设方面。可以，物质方面的发展，不可能填补精神的空虚，西方世界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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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兹之歌》的旋律中开始解冻（2）
在保罗·考夫曼似是而非的预言中，在时代仿佛壮阔无比的表层下，其实埋藏着与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南辕北辙的生命秘密，那是上海青春的秘密，也是上海时尚、消费、欲望的秘密，一句话，是上海城市生活的秘密。
麦克·哈里斯老兄，邓丽君歌声中摇曳的超短裙（1）
七十年代末，上海的时尚可以用这几个短语来表示：麦克·哈里斯式的墨镜，独眼龙收录机，邓丽君歌声再加上那条无限美妙的超短裙。
先从美国人麦克·哈里斯说起。
借助于《大西洋底下来的人》，美国老兄麦克·哈里斯摧生了中国城市的第一次墨镜狂潮，他的独特面貌使得上海多少年轻男女为此迷恋并作出仿效，但其实他对上海青春男女的时尚暗示这股魔幻般的力量来自于上海开始进入一个电视时代。
1977年，当上海有了第一家电视机商店之后，电视机这个闪光怪物就以疯狂的速度进入了市民的家庭中。这样的情景是屡见不鲜的：夜晚六点半钟左右，在上海数以百计、千计、万计的里弄里，人们一早就放好了他们因多年磨擦而显得油光铮亮的竹椅、竹榻，焦急不堪地等待着瑞华坊或某某坊居委会某个老太用钥匙打开安放电视机的箱子，然而，目不转睛地观看当年任何一部电影或电视剧。
戴着宽大墨镜的麦克·哈里斯老兄出现在《大西洋底下来的人》这部美国电视剧中。
这个电视剧没有多少艺术价值可言，内容也乏善可陈：一个半人半鱼的家伙基本上无所不能，尽管没有《黑客帝国》中的尼奥那么伟大，但也算是七十年代末人类的一个小小救世主。他的一个独特标志，就是在英俊的脸庞上笼罩了一付墨镜，这付墨镜成了这个海洋底下来的家伙的重要标志。
七十年代末，经受了电视机文化反复熏陶的上海的青春男女向麦克积极靠拢，他们人人都以脸上戴上一付麦克式墨镜而自豪，与此同时，时刻提防上海警察捕捉的最早的市场经济先锋战士，从遥远的广州以“投机倒把”的方式长途贩运而来的廉价墨镜更是起哄了这股时尚之潮。有意思的是，上海的青春男女在仿效着麦克老兄的时候，他们中不少人还将商标别有用心地保存在这付廉价的南方墨镜上。
但正是此举激怒了中国的左派布尔什维克，逻辑地，也激怒了上海的左派布尔什维克，他们称这是〃盲公镜现象〃，他们说表明了上海年轻一代的绝对无知，而这种绝对无知将使红色中国付出沉重的代价。
叫作西蒙·雷伊的美国记者在《改头换面》中的评述似乎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上海的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判断：
迄今为止，这种开放政策唯一不利的副作用是突然滋长的“崇拜西方”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正迅速地取代在毛主义盛行年代煞费苦心培养出来的自信。
在上海的民间社会，在上海青年的亚文化圈子，人们并不在乎左派布尔什维克或西蒙·雷伊的理性判断，他们继续着自己的时尚之路，继续在七十年代末表现各自的〃酷〃、〃in〃和〃炫〃，虽说，这时候的时尚确实有些盲目，说到底，传递的只是某个西方影视明星对中国青年肾上腺的一次刺激而已。
刺激没有停止。
“独眼龙〃也出现在七十年代末，是日本人对上海的青春男女推动了这次时尚战事。
在上世纪中闲自在地踱出一个青年，他的一身穿着是这样的：格子衬衫包裹着上身；裤子将臀部绷得紧紧，裤子的脚管只有四寸，寻常的脚根本无法进入，因此，狭窄的脚管处装了一根铮铮亮的拉链；脚上是一双火箭般刺向前去的尖头皮鞋；发型是1965年最流行的两种之一：大包头，包头上因为涂抹了许多凡士林而闪亮异常。
这一切无需想像，它们全都真实地发生在1965年的流金岁月中。
尤大宝，今年已经六十二岁，人生境界云轻风淡。但四十年前，生活在瑞华坊中的他，风华正茂、风流倜傥，正处于人生最激情、最招摇的阶段，对一切时髦兴趣异常，渴望将自己处理成时尚的潮头人物。
1965年的流行与消费指标刚好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它们是：花格子衬衫、小裤脚管、尖头皮鞋以及大包头，即后来被猛烈批判、猛烈攻击的资产阶级的“三包一尖”，但在1965年，有了这身行头的男人，就是年度时髦男人。当然，其时，他也会被社会指认为是一个思想、行为、立场非常可疑的人，甚至，会被人误解成“脚骨抖抖、口哨吹吹”的流氓阿飞。
尤大宝并不在乎社会对他的看法，他向来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尤大宝出生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他的父亲是上海电热器件的专家，拥有一份相当不错的产业。当尤大宝降临人间伊始，便自然而然地拥有“小开”这个上海社会中的特殊身份。既是技术权威又是工商业主的父亲，希望儿子能够走一条传统的线路，但尤大宝却说“不”。
早在小学期间，苏州文化背景的尤大宝就酷爱评弹，到即将中学毕业的时候，迷恋“张调”的他，在1923年的瑞华坊中意欲拜上一个师傅，拜师金都基本谈定：大洋300。
这个人生的关键时刻，尤大宝与父亲的矛盾却开始激化。思想还算宽容的父亲容许尤大宝喜欢评弹，但不容许他将评弹作为职业，信奉工业救国的父亲，对艺人身份总有着典型的传统心理：什么饭都可以吃，但开口饭不能吃。
争吵之后，个性鲜明的尤大宝瞒住父母，偷偷拿了家中的户口本报名去了昆明：当年国民党的51兵工厂，而今的国营西南仪器厂，时间是1958年的春天时分。
由于父亲的反对，由于个性的倔强，尤大宝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伟大的工人阶级的一员，但天然的小开背景加上天然的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使得他在四季如春的昆明成为了舞场高手。无论是“三步”还是“四步”，无论是“伦巴”还是“结特巴”，他都把玩得炉火纯青。作为一个对比，他的城市，上海，此刻已经对交谊舞这种非常暧昧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进行着批判乃至强行禁止，当小开尤大宝在昆明舞场上享受着生活的无穷乐趣，上海的“埃尔令”、“大都会”、“仙乐斯”、“百乐门”则纷纷关门大吉。
从1958年到1963年，尤大宝在昆明度过了他生命中的六个年头。对城市生活的酷爱以及对亲人的思念，使得他逐渐地不能忍受昆明单调的工人阶级生活，就和当初突然之间来到昆明一样，断然地，他又离开昆明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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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坊躲藏起来的尖头皮鞋（2）
六年之后的上海变化多多。
瑞华坊的两扇大铁门此刻已荡然无存，“埃尔令”舞厅的大门现在已门可罗雀，五十年代早中期那种轻松、自在、消闲的生活而今正被“四清”运动即将来临的那份激越、紧张、萧杀所取代。
但对小开尤大宝来说一切仿佛还是照旧。
在娘娘的西餐社中，他照旧可以品尝到各种罐头的美味；在崇尚西方生活方式的姑夫家里，他照旧可以看到姑夫咬着板烟斗的潇洒形象，而且照旧可以享受到姑夫提供的清咖一杯；在父母的身边，作为尤家的长子，他的地位照旧不可动摇，即使脱离工人阶级的队伍，父母每月给予的开销依然使他能够十分“小开”地游刃有余。
尤大宝放松地回到他钟情的富有情趣的上海生活。
他跟着同住瑞华坊的职业评弹家在江浙两省周游，或在上海的“雅庐”、“大庆”等等评弹书场“偷书”（记下旋律、曲调以备自己弹唱），其中对《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偷书”尤其让他印象深刻。
累了，他喜欢站在瑞华坊横弄口，穿着他的四寸小裤脚管，梳着他的被凡士林搞得油光铮亮的头发，敞开着他的花格子衬衫，抖动着他的那条套着尖头皮鞋的脚，尤大宝喜欢日子这样闲云野鹤地被打发。当然，尤大宝的想法被北京所发动的又一场“漫长的革命”所粉碎。
那是1966年的某天。
尤大宝走出家门，想去吧淮海路一带转转，莫名地，他感觉到空气中的火药味，一种隐隐的恐惧在内心滋生。
很快，他的感觉得到了证实。在复兴中路，他看见马路对面站着一个颇有姿色的女子，她正招呼着三轮车，让他惊讶的是这个女子手中拎着一双皮鞋，赤着脚站在地上，一脸惊恐不安。随后，他又看见一伙人从马路的另一面向这里急急赶来，那女子等不及三轮车的到来，尖叫一声飞也似地逃走了。
“破四旧、立四新，砸烂尖头皮鞋。”尤大宝仿佛听见有人在他耳朵边上急切地叫着。
那天，“小开”尤大宝做了这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