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着茶。一个身材僵硬的女人，姜黄色的头发里夹杂着一缕缕银白。轮廓像射击场里的靶子。脖子上披着一块浅黄色的鼹鼠皮。旋动着壶里的茶，倒入杯中，加上牛奶。她的外套搭在沙发扶手上，像个服务员在给人看酒瓶标签。
“你喝吧。茶是个好东西，它能帮你维持元气。这是真的。”她的声音中带有一种哨音，好像汽车快速行驶时一扇没关严的车窗发出的声音。断成几节的人体，像一种衣服样式。
“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她，”他说，“只觉得她是被可怕的力量驱使着。她必须按她自己的方式生活。她说过有一百万遍了。”凌乱不堪的房间里到处是谴责着他的反光表面，茶壶、照片、他的结婚戒指、杂志封面、勺子、电视屏幕。
“喝点茶吧。”
“有的人可能觉得她很坏，可是我想她有一种爱的饥渴。我想她总也得不到足够的爱。所以她才变成了这个样子。她从内心里对自己没有一个好的看法。她做那些事情——它们使她暂时恢复一点信心。我不能使她满足。”
他相信那些幼稚的废话吗？姑妈暗自思忖。她猜这些都是奎尔自己凭空臆想出来的，这个渴望爱情的佩塔尔。姑妈看着佩塔尔的照片上那双冰冷的眼睛，那副故意摆出来的狐媚姿势，还有插在旁边水杯里的奎尔的那朵傻乎乎的玫瑰花，她暗自想道，那是一个穿高跟鞋的婊子。奎尔倒吸了一口凉气，电话举在耳边，失落感向他涌来，像海水灌入破裂的船身。他们说那辆杰奥车偏离了高速公路，滚下开满野花的河岸，烧了起来。房地产代理人的胸口冒着黑烟，佩塔尔的头发被烧焦，脖子也折断了。
车里飘出许多剪报，散落在公路上。尽是一些奇闻轶事，得克萨斯发现一颗巨大的鸡蛋，蘑菇长得像雅舍·海菲兹雅舍·海菲兹，著名俄裔小提琴演奏家，他的侧面轮廓分明，鼻子挺拔。——译者注，南瓜大的萝卜，小萝卜大的南瓜。
警察在整理烧焦的占星术杂志和衣物时，发现佩塔尔的钱包里塞着九千多美元现金，她的日历簿上记着出事前那天早上要见一个叫布鲁斯·卡得的人，在康涅狄格的贝肯福尔斯。还有一张七千美元的“私人服务”费收据。警察说，看来她把孩子卖给了布鲁斯·卡得。
奎尔坐在他的起居室里，用红红的手指捂着脸呜咽，说只要孩子没事他什么都可以原谅佩塔尔。
为什么我们悲伤的时候会哭泣？姑妈想道，狗、鹿、小鸟都两眼干干地默默忍受痛苦。动物沉默的受苦方式，也许是一种生存的技巧。
“你心肠好，”她说，“有的人会因为她卖了孩子而诅咒她碎裂的尸体。”牛奶快变质了。糖钵里因为插入湿咖啡勺而结着棕褐色的小块。
“我决不相信她卖掉了她们，决不。”奎尔喊道。他的大腿撞在桌子上。沙发嘎吱一响。
“也许她没有。谁知道呢？”姑妈安慰他说。“是的，你心肠是好，像西安·奎尔，你可怜的爷爷。我从没见过他。我还没出生他就死了。可他的照片我见过很多次，脖子上用绳子挂着一颗死人的牙齿。防止牙痛。他们相信那一套。他们说他性格非常好，爱笑爱唱。谁都可以拿他开心。”
第三章勒箍结（4）
“听起来像是头脑简单。”奎尔对着茶杯抽泣着说。
“哦，也许他是，这倒是我第一回听说。他们说他掉到冰下后还喊‘天堂见’。”
“我听说过，”奎尔说，他嘴里唾液咸咸的，鼻子肿了起来。“他还是个孩子。”
“十二岁。在捕海豹。他捕了和别人一样多的白海豹，突然癫痫病发作，从冰上掉了下去。1927年。”
“父亲有时给我们讲他。但他不可能是十二岁。我从没听说他是十二岁。如果他十二岁就淹死了，就不可能成为我的爷爷。”
“啊，你不了解纽芬兰人。他虽然只有十二岁，却已经是你父亲的父亲了，不过不是我的父亲。我母亲——你的奶奶——也就是西安的姐姐阿迪，西安淹死后她和另一个兄弟特维来往。他也淹死后，她嫁给了科基·哈姆，也就是我的父亲。他们在奎尔岬住了很多年——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后来我们搬到了锚爪港。1946年我父亲去世后我们离开了那里——”
“淹死的？”奎尔说，不由自主地听入了迷。他用纸巾擤了擤鼻子，叠起来放在茶碟旁边。
“不是。我们来到臭烘烘的锚爪港港口，被那儿的人群当成烂泥一样对待。有一个可怕的女孩，眉毛上长了一块紫色的皮疹。朝我们扔石头。然后我们就到美国来了，”她唱道：“‘心儿要去远方，地球多么悲伤’，这首歌我现在只记得这么一句了。”
奎尔不愿意想到自己的爷爷是一个乱伦的、有癫痫病的、杀海豹的孩子，但是没有选择。未知的家族之谜。警察冲进去的时候，那个穿着褪色的骑手牌短裤的摄影师正对着电话吼叫。奎尔的两个赤身裸体的女儿往厨房地板上喷了洗涤剂，正在上面溜着玩。
“她们没有受到明显的性猥亵，奎尔先生，”电话里的声音说。奎尔听不出说话的是男是女。“房间里有一台摄像机。到处是空白胶片盒，可是摄像机大概卡住了。警察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给卖摄像机的商店打电话，冲店员发火。一位检查儿童受虐待的儿科专家给孩子做了检查。她说没有查出他对她们有什么身体上的侵犯，只是脱光了她们的衣服，替她们剪了手指甲和脚趾甲。但他显然是有企图的。”
奎尔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