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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知道，中国所有的事情，历来都是古怪而有趣的。这也难怪，文化古国嘛，一切总该显露出彻底的令人费解，才能将博大精深体现出来，这些，拿了到老外那里，怎么说，都就有了莫测高深的意味了。比如这次事前人们传得沸沸扬扬却又莫衷一是的机构改革，原本，好事的盘山普遍民众就这样猜想，或者说，既然的改革，应该是往精简的路子走，那么会有些什么机构被裁下来呢？如是等等，不一而足，但是最终的结果，却使包括了盘山的所有人们都猝不及防。因而，人民对每次的改革，不免失望多于希望，说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虽在固有的“人口多、会议多，官员更多”的情况下，但习惯势力总要强大得多，社会或者行政机器却不会自动往精简高效方向发展，原因简单得很，既然一切都由了官员们来把持和说了算，他们怎么愿意革了自己的命，愚蠢地自己摘掉自己头上个官帽呢？须知官帽永远和利益相随哟，没听过这次的改革，有个特别彰显了利益博弈的精彩和刺激故事呢！说是有个需要精简的部委，因新设的部委由原来的几个部门捏拢而成，这样首先就出现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怎么安排原来都享受政治待遇的那许多人呢？于是提出了新部委的部长和副部长人选方案，为了不让外国人笑掉大牙，部长当然只能设一人，但是副部长却安排了十余人之多。
从中央到地方，这样的例子分毫不可能是个案和特例的，所以在传统和底蕴深厚到永不见底的中国，创造出“十羊九牧”这样的成语，当是有先见之明的古人就有感而发、触景生情的。不过，国家大，自然就有了国家大的难处，不是说“存在即合理”吗？对于这样强大社会惯力的存在，一些比较宽厚而大度的人们完全可以从稳定是最大的政治，而保证饭碗可以换取最大的稳定的这种心态来平衡心理；或者洒脱到可以超然物外的，更需一笑置之喽；再或者，如果还有些分毫不为尘世所动的高明之士，问题在今天物欲横流、骄横自得的今天，还会有这样的隐者吗？而那些愤世嫉俗的人，你就等着自寻烦恼吧！
象这次涉及金融行政口的机构改革，居然不是精简，而是分家，也就是把原先本就十分有限的职能拆离，重新由两个部门来履行，这就让原来本嫌事务平淡、职责刚性欠缺的工作开展起来，更加显得可以尽朝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和云天雾里的方向走了。
但是外界的惊奇归惊奇，内部的不解归不解，职能分设的结论是一锤定音，尘埃落定，再不容任何分辨和怀疑的了，而且作为负责盘山金融行政口的大员，顾局长和即将领导专门履行金融监督职责的唐副局长已经按部就班地准备起新职责的履行了。
正如上面我们分析过的一样，顾局长和即将新任的原唐副局长，他们并非和本次机构毫不沾边的人，而是身裹于这次行政改革洪流的下层小吏，从某种意义说，这样的改革于他们两人来说，心底真可谓无味杂陈，其中滋味各自自知，结局就应了“几家欢喜几家愁”的说词了——在顾局长这里，面临的是，今后的人、财、物权，包括职责空间就减小了；而唐副局长却不然，从原来时时受掣肘，处处当裹脚女人的局里第二人，现在因了这场殊难预料的机构改革大势，一跃升为第一人，有了一个新天地，今后可以任自己性情，去拳打脚踢了，其中欢欣当不必说。
于是，一边黯然如旧，一头则雀跃履新，各自拿了不一般的心态来面对新形势了。
机构分设的工作，由于有了两边领导在平衡了利益的前提下，已经私下取得共识和达成了默契的铺垫，步子自然迈的很快。
一切是都基本按照上级规定好的方案进行的。新的监督管理局唐局长按照约定，从原来金融管理局里的业务监督科带走大部分人，另外从其他科室里又抽调了自己信得过、管得住，也比较铁心的人，这样就初步搭成新局的框架了；办公经费和设施按照平均和从旧的原则，也没有多少可以扯皮的余地。
只是这办公地点成了不大不小的麻烦。由于机构改革事起仓促，仿佛风波骤起，是不在顾局长、唐局长他们这些四品以下的小吏们的预料之内的，因之原先的办公经费也就没有这不可预见的基建预算这一说，于是新的局仍和原来的金融管理局合楼办公，这也没有什么不妥，本来这办公楼的财产也属于他们的一部分的。
只是这每天一上班，空气里却裹着一种古怪而难言的味道了。
一般职工还好，反正是大头兵，工资却尚没减少，见了以前铁些的哥们，仍然“嗨”地一声，老态如旧，要么搂搂肩，或者相互敲打一下对方身体，亲热态度一些也不见褪减。
到了局里的中层干部，心态可就有些难猜难度的变化了，原来的管理局，总共十多个科室，算上一些享受待遇的主任科员，就占了整个局机关一百五十人的60—70%的样子，现在因为新分出去一个单位，带走的科以上领导比例稍稍少了一些，而听闻新的监督局又重新提拔了一些科长副科长，那些原来不在业务部门，很难被带出去的人可就叫冤不迭了，认为按了官场资格和递进规律，自己怎么都应该进一级别的，而今却倒好，因为留在老单位，就只能原地踏步了，所以在同楼上班，整日价吊脸阴色，直如整个世界都欠了他一般，见谁都爱搭不理。再有是这些中层干部，突然地职责变化了，蛋糕分成了两半，各自的命运也发生了急促的变化，于是大家也仿佛一夜之间，突然陌生起来一样，相互之间，多了的是谨慎和矜持，少的却是过去那种难得的无猜无忌。
最有意思、处境最为尴尬的，是四楼的局长办公室。顾局长和原来的唐副局长、现在的新唐局长都在四楼办公，整个办公楼的第四层，搬迁到这栋新办公楼以后，就一直被他俩把持着，现在情形自然依旧如故，他们的办公室原本倾斜相对，几乎可以相互感受和观察得到对方的活动情况。现在的每天早晨或者下午，顾局长依然肩挎了公文包，表面虽是一如既往地端足了派头，拿着目不斜视、器宇轩昂的样子，只顾前走，内心却多了左顾右盼、心神难定的意思来，再无法恢复出像以前那样旁顾无人的气度了；而新唐局长，每天也必须和这个原来的龙头老大见面，而自己现在却不须再如以前那样谦卑合恭顺了，虽则头几天的时候，因了惯性的由头，自己还每次都先主动打招呼，并且将头略低了半寸光景，说“局长早”，后面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才终于把自己已经当了一把手的味道找到，相对来说，他倒比较低调合诚恳，不象顾局长那样，时时都表现出一种日理万机的气概，总在自己肩上扛了个公文包，每日里也就空了手，就来上班了。同时也充分可以展露了自己自然与平和的本色，见了顾局长，也只背了手，与一般职工没有任何两样地打着招呼：“早啊，上班了？”于是引得顾局长满身满心的不舒服，心里暗咒说，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其实唐局长原本就是这样的随和的心态的，只不过经了顾局长这样暗里一咒，空气也就显得十分的紧张和阴冷了。
因而，这幢面迎大街，坐北朝南的办公大楼，虽说外表威武高大、富丽堂皇，但到了里面，却静悄悄的很是没有应该的人气，却就觉得就如地宫一般，瘆人得很，让人平添了许多后背发冷、心里拥堵的感觉，怪不是滋味的。
这些天顾局长突然发觉自己心口会时不时隐隐作疼，也许是有一定年纪了，又或者是心内不畅，烦恼过多？是了，自从分家以后，自己毫无征兆、莫名其妙地，竟然很少有地突然觉得分外烦躁，回到家，也会没有来由地拿了婆娘和孩子怪这怪那的。是了，中医说得很明白：只要心气不顺，人就容易患上这病那病的。
前天，本来因为是本科生，自己历来十分看好的办公室王主任竟会傻乎乎地来办公室请示他，底下的人纷纷议论，已经分家一段时间，因为原来就是同一个单位的，大家一起工作多年了，已经建立了很深厚的革命情谊和私人感情，是不是该聚一下餐，以表达大家分别和永记友情的意思？
他几乎一口来不了气，瞬间翻的白眼，把个历来备受恩宠的王主任吓得心惊肉跳：你这个主任也当了多年，怎么连一点简单的政治敏锐感和常识都没有？这时候谈什么请客、吃饭？
之后却连自己也不知该怎么往下说了，只把对面的王主任吓得屁滚尿流，却又只能放低了声音，夺门而走。
然而，一味的生闷气，徒自的寻找烦恼，却永远不会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们这个局，为了提高知名度，在地方上塑造一种中央部门勤于职责履行的形象，每个季度，历来都有个召开经济金融运行分析的会议制度，按了内部自己的意愿，是所谓的体现“传导货币政策”，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但说白了，这个用意良苦、出发点很好的会议制度，却显露出十分不合时宜、徒招人嫌的味道来，外人一看，就怎么都觉得是一种急于往自己脸上贴金，在盘山人民的心里，企图证明自己是在为地方正做着怎样怎样不可小视、十分需要引起注意的做法罢了。
道理很简单。
可以追溯一下，原来我们国家金融管理局以往对银行贷款管理的体制是这样的：在二十世纪的计划经济年代，最初实行的是限额管理，就是说，一个银行，你每个年度只能发放多少贷款，是由金融行政管理当局说了算的，这自然就十分能见管理部门的威力和权势了，所以那个时候，金融局的人就理所当然的很威风，到了哪里，都兀自地一种迎风招展的味道表现出来，特别的银行的人，一听了说是金融管理局的人来了，或者说了什么话了，退肚子多少是有些打哆嗦的，回想起来，那真是职责履行，也是做人志得意满、很能体现自我价值的黄金年代啊。
但市场经济一实行，国家把信贷管理体制改成了按照比例管理，这个时候，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权力就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剥离和压制，并且，因为直接在总部那里，每年度直接罢能够发放贷款的计划就通知了北京个银行的总部，到了地方这里，人家银行满可以对你很不待见的。这个时候自然就在局里的每个人心内，埋了失落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