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有事。”黄律师感觉到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在向他走来，他想回避。
“什么鸟事？”徐主任熟人开直腔，下命令似的口气，“天大的事你也得来！”
黄律师最怕这种因为关系太深而不能拒绝的邀请，便直言不讳地说：“那你跟我说实话，这顿饭是谁请的？”
“你不管是谁请的，来就是了！”徐主任说，“放心！反正不是阶级敌人请的！也不是鸿门宴，更不会在酒里下毒药，出了事我负责！”
“你不说清白，我就不来。”黄律师这回是要打破沙锅纹到底了。
“好吧！那我就告诉你，本来是我要请你吃这顿饭的，但人家说一定要他请，我只好借花献佛，先免了，待这场官司下地，我再另行请你的客。”
“你说清楚！究竟是谁请的客？”黄律师已经听出了徐主任这些话背后的潜台词了，可他还是不想放弃自己的原则。
“你来不来？”徐主任绕过这个最敏感的问题，以老朋友自居，口气非常的咄咄逼人了。
“我还是那话，说清楚我就来，不说清楚我就不来！”黄律师其实已经有了心里证实，但他还是想找到某种明确的说法，从而成为他开脱的理由。
“要我说清楚可以，但你必须先答应你一定来！”徐主任也拿出了他先发制人的手段。
“再说吧。”
“不能再说，你答应不答应？”
“你说吧。”黄律师不无暗示却也是模梭两可的态度，从而给自己留下一点退路。
徐主任就以为这是一种承诺，便直言不讳地说：“实话告诉你吧！这顿饭是马菊花一定要请的，她点名要你来，说是要感谢你给她联系了我们。”
“那我不来！”黄律师态度坚定地说。
“哎？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徐主任急了，“这可不是你一向的风格呀！”
黄律师觉得有必要拿出自己的明确态度，说：“明说吧！是你请客，那我没办法，恭敬不如从命！是人家请客，我不能来！要来，也是将来的事。现在我是绝对不能来。”
“为什么？”徐主任不解地问。
“你想想。”黄律师不无暗示地说，“我是被告兰香的全权代理人，兰香是杀死她丈夫的犯罪嫌疑人，我能来吗？”
“我觉得这没关系。”徐主任并不大惊小怪地说，“她对兰香有不共戴天之仇，对你一个律师，也许没有什么。”
“如果我接受了她的吃请，可就是没有什么也会有什么了。”黄律师说。
“多虑了吧。”徐主任简言之，“或者，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
“饶了我吧。”黄律师几乎算是求情了。
“那这样吧！”徐主任说，“我待会儿跟东家商量，看她能不能把这顿酒席给退了，如果退不掉，就叫她把这顿酒的东家主权给让了，由我来做东，你看怎么样？”
“再说吧。”黄律师说。
“怎么又是再说？行，还是不行？如果算是我请客，你来不来？”
“真是你请客，我来。”
“那好！就这样定了！待会儿我给你打电话！”
黄律师总算能够放下话筒了，可那心里，还是很放不下。一会，徐主任一定会打来电话，要他去。他不想去，又不能不去。这种无法拒绝的吃请，就像一张莫大的蜘蛛网，无形地起着捆绑人的作用。尽管国家三令五声，甚至有具体文件明确规定，规章制度历历在目，国家公务人员不能接受当事人的吃请，可吃请还是照常进行，只不过方式在不断地变换，从直接吃请到变相吃请，从公开吃请到秘密吃请。吃请，就像一种病毒感染，大家都传上了，大家都没有免疫力，谁不接受就像是不正常。久而久之，吃请就成了一种习惯，乃至一种时尚，甚至是必要的程序。谁要想办事，不吃请，就不能开路。办事的人，不吃请，就没精神，心不甘情不愿，甚至想发态度。吃惯了嘴的人，像是染上了毒瘾，三五天没人请，就心里不舒服，实在没人吃请，就朋友之间互相吃请。随着吃请，其它的腐化方式紧紧跟上，打牌故意输，吃完饭请人唱歌，跳舞，星期天请人钓鱼，等等小恩小惠，就开始腐蚀人的灵魂，渐渐发展到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得人钱财，替人消灾，帮人办事。正直与邪恶，公正与偏袒，大是大非的原则，乃至法律，就在这种看不见的战线中失去了能见度，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社会现象！然而，谁又能把这种现象怎么样呢？大家都这样，你一个人不这样，就没人跟你玩，不跟你说真心话，不帮你办事，尽给你出难题，甚至故意跟你过不去，让你难堪，适当的时候，还会突然给你一两下，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或者干脆给你一个致命的打击，让你从此抬不起头来。如果你还是不屈服，有一天你还不明白你是怎么倒了霉的。
想当年，他把律师看得是何等神圣！也正因此，他才愿意把毕生的精力献身律师这个伟大的行当！而当他真正进入了这个行当，他才知道要行好每一步路，该是何等的艰难曲折！尤其是在人人都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很多人都被钱折磨得快要疯了的现在，做一个正直的律师，光明磊落的律师，真是太不容易了。
感慨万千地想了这么多，徐主任一个电话，黄律师还是没有办法拒绝，这是一种特别难以抵抗的诱惑。这种诱惑，就像温床一样，人只要一躺上去，就不想起来。同时，这种诱惑还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如果你不接受，就意味着很多不够朋友，那么，日后你将会在工作中遭遇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无援。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想要求人办事的单位，甚至一个国家也都这样！
请客的方式是转换了，徐主任亲自点菜，原来要请客的主人，来也没来。然而，黄律师还是不难从徐主任那点菜的大方中看出，这顿饭美其名曰是徐主任请客，其实很可能仍然是马菊花做东，只是让徐主任出面。如果仅仅是律师所徐主任方面请客，他是绝对舍不得这一顿上千元的开销的。
当黄律师其实早已明白这一点，却还是照样坐在那里接受这种特殊形式的吃请时，他突然有了一种进入圈套的感觉。他多么希望能解开这种圈套，却没有力量。他与所有在场人的区别，也许只有一点，那就是别人都显得很糊涂，而他却很明白。他也明知别人的糊涂是装出来的，但他就是不愿意装出那种半夜卖屁股，假装糊涂的恶心样子。
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面红耳赤的黄律师扯着个头很小的徐主任的膀子，不无暗示地红着脸说：“这件事到此为止，希望你再也不要把我扯进来！”
徐主任半天没明白他说的啥意思，未了明白了，禁不住哈哈一笑，说：“我办事，你放心！”
歪歪倒倒地回到家里，黄律师刚想好好休息休息，清醒清醒，电话铃声又响了。黄律师害怕听到电话铃声，他怕又是哪位朋友来约他接受某人的吃请。他有意不去接，但那电话却很有耐心地响，一直响到黄律师不得不拿起话筒。
打来电话的是马菊花，她装聋作哑不提那顿饭的事，却以一个法律的无知者，对黄律师提出有关这场赔偿案官司的种种疑问。黄律师真想对着话筒大吼一声，甚至想骂娘，但他还是不无耐心地对马菊花作了一些具体解释，不只是因为他是个律师，没有这个拒绝他人咨询法律范围之内的种种提问的权利，而是因为他明显已经感觉到他被套上了一个看不见的圈套，这个圈套就像是孙悟空头上的那道金钢箍，甩不脱，取不掉，而且让人一念就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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