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载着我驶入一个个陌生的站台，稍作停留，然后义无反顾地驶向更加陌生的远方。在此过程中，我无比想念陆梦瑶。追寻梦想，与梦想失之交臂，我的人生注定徘徊在它们之间。老流氓中途下车，投奔家住当地的表姐，临行前不忘告诫我们四散而逃，若不幸被逮，打死不出卖同胞。我和猛子不怕被他出卖，因为他不知道我们将去往何处。我们却清楚地知道他将去往何处。
历经两天两夜的颠簸，早已疲惫不堪的我和猛子在倒数第三站下车来到a市。接站的是一群年约四五十岁，体貌无明显特征的傻老娘们团体。我反应不及时，手提袋被其中一位傻老娘们夺去。
老娘们将手提袋扔进身后的小面，开口道：“小哥，住店不？一天二十。暖气、淋浴齐全，楼下有网吧、歌厅、足疗…”老娘们掰着手指头，如数家珍。“
猛子问：“店在什么位置？”
“在市中心，相当方便。”
猛子说：“就因为在市中心，所以才麻烦。”
老娘们说：“不麻烦不麻烦，什么车都有，去哪都方便。”
猛子说：“行，麻烦你们先把行李送过去，我们还有事。”
老娘们塞给我们一张纸条：xx街xx号，并热心提示我们：“找不着就打电话。”我注意到纸条末端留有一串阿拉伯数字。随后傻老娘们团体开动小面，载着我们唯一的行李――手提袋心满意足地离去，心想：行李已到手还怕你们人不来？可以想象，当她们发现手提袋里的东西不过是我们在火车上买的杂志、方便面和矿泉水时该是何等的失望。
我和猛子沿与市区相反的方向徒步行走，来到a市的著名景点x佛山脚下。由于天气寒冷，再加上春节将至，x佛山的游客寥寥。猛子以底价租得山脚下一间村屋作为我们安身立命的场所。半山腰上有一所大庙，年久失修，每逢阴雨天，墙皮大范围脱落，遍布游客脚下。残留下来的墙壁上依稀可以见到“xxx到此一游”、“xx，我爱你一生一世”等各色彩笔涂鸦，更有甚者，在角落里留下暗黄色的尿渍。不得不说，这是中西方文化（中国古典佛教文化与西方涂鸦文化）的一次伟大交融。a市文化局曾派遣施工队翻新寺庙，被寺里的和尚以维护宗教信仰的名义阻拦。文化局领导亲自上山劝说并拿出国务院下发的文件说，保护历史文物刻不容缓。僧人们纷纷以身体护住裸露的墙皮，说，牛逼从我们身上刷过去。领导带队与众僧人僵持半晌，悻悻而归。
在我看来，这帮好吃懒做的僧人不过是想维持寺庙的古老，以此保证捐款箱里的人民币源源不断，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越古老的东西越神秘，越神秘的东西信的人越多。
庙里偶尔会派两个和尚下山采购食物和生活用品。不久，我和猛子为填补日常开销，承担下这项工作。据我们观察，少数和尚常年在主殿里留守，不断地跟施主扯淡（主要是骗香油钱），双掌合十，道貌岸然。余下的和尚在后院里支桌玩麻将，肆意喧哗，面红耳赤。
我问过他们，方丈不管你们啊？
和尚答，方丈一个月才来一次，我们管他叫例假。
我问，他来干嘛？
和尚答，收钱。
一次，我和猛子上山送粮，眼见一辆宝马760i停在庙门前。大殿里的小和尚顾不上体面，在众游客诧异的目光中向后院奔去，嘴里高喊：“例假来了，例假来了。”后院顿时传来收麻将时所发出的特有的杂乱声响。慌忙中，有和尚问道：“怎么这月提前来了？”大殿里除去我和猛子，其他游客不禁面面相觑：和尚？例假？这两样事物怎会联系在一起？
每日早晨，庙里的古钟准时敲响。钟声，在a市人民心目中意味着一天的生活正式拉开序幕。我和猛子便是在这一时刻从床上一跃而起，乔装打扮后溜到a市的某个报摊买当下天所有的报纸，回到屋里如饥似渴地寻找京城打非行动中某执法人员重伤或不治身亡的消息。奈何a市的报纸对社会新闻的报道少之又少，其中最可恶的一份报叫做《a城早报》，前两版宣传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中间是大段的娱乐、体育新闻，后两版是电视节目预告表。看得我和猛子对谁谁在哪*，谁谁在哪生孩子了若指掌。更令人愤慨的是a城报社印完早报不过瘾，傍晚时分还印晚报。我和猛子买回来一看，晚报与早报的排版顺序不同，内容完全一致。
有时候，我会去网吧查询北京新闻，到目前为止，尚未有所发现。
猛子提醒我，万不可掉以轻心，有关部门之所以隐瞒不报，为的就是让我们放松警惕。
来到a市的半个月里，我和猛子长期往返于报摊、网吧、菜市场、和尚庙，疲于奔命，没有闲心估计个人卫生，披头散发，胡子拉碴，眼角挂满眼屎。我认为有必要改变生活态度，否则长此以往，人不将人。不久，猛子在菜市场寻得乡村代课教师一职。那天清晨，我们在菜市场听到菜农甲和菜农乙的对话。
菜农甲：“你们家娃儿怎么跟来了？”
菜农乙：“学校里老师病了，学生放假。”
猛子忙冲到菜农跟前，嚷道：“我们俩有时间，能给你们娃代课。”
菜农用怀疑的目光穿透猛子眼眶里的层层眼屎，挖掘出深藏在其后的异常热情，问道：“你？行吗？”猛子身为知识分子，尊严受到如此践踏，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给庙里送完菜后，猛子拉着我进入理发馆，用几天劳动所得的积蓄，成功地完成由山顶洞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随后，我们俩搭乘返乡菜农的机动三轮，前去应聘乡村小学教师。
最终，校长聘用了小学时代几乎没听过课的猛子。理由很简单：他有大学文凭，我没有。我说他：“你丫够变态的，大学文凭还随身携带。”猛子说出事那天，他跟夏雪约好去见夏雪的父母，为证明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他随手把文凭揣在兜里。
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坚持听完猛子生平教授的第一堂语文课。课的内容很简单，认字，鸡、鸭、鹅、兔。学生们背着双手，摇头晃脑地跟老师念字。上面念什么，底下重复什么。
朗朗读书声响彻寂静的乡村上空。
猛子：“鸡，公鸡的鸡。”
学生：“鸡，公鸡的鸡。”
猛子：“鸭，鸭子的鸭。”
学生：“鸭，鸭子的鸭。”
猛子：“鹅，天鹅的鹅。”
学生：“鹅，天鹅的鹅。”
猛子：“兔，兔子的兔。”
学生：“兔，兔子的兔。”
学生举手道：“老师，你的兔写错了，书上的兔有一点，你那个没有。”我定睛一瞧，猛子在黑板上写的赫然是“免”字。只见猛子顺手给“免”添上一点，不慌不忙道：“老师刚才写的是母兔…”我不禁笑出声来，猛子狠瞪我一眼。
后来猛子代替的乡村教师病愈，有的孩子仍然在作业本上写“免子”，老师毫不留情地画上叉号。孩子们捧着作业本煞有其事地解释道：“老师，我写的是母兔。”弄得老师哭笑不得。
从此，送菜变为我一个人的工作。八点钟，猛子会打点好个人卫生，衣冠楚楚或者说人模狗样的搭回乡菜农的顺风车去上课。
猛子自由独特的教学风格给孩子们带来阵阵欢笑的同时，自己也被孩子们的天真无邪逗得捧腹不止，久而久之，双方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我常常悲观地想，若有一天，猛子在课堂上被破门而入的刑警制伏，孩子们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