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阳光并不算很毒，但灿烂得太过耀眼。我和妈戴着草帽抬半包“尿素”来到我家的稻田边。这里是我荔枝岗村落最平坦、面积最大的一片水田，东起鹅颈冲口，南落望牛山脚，一条清水河横断，东北是顺着龟背山脚的北化（北水――化州）公路与西南流向的小溪交会于石拱桥，画出一个四十八点三亩的平坦三角洲。自1983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三角洲被生产队的六十六户家庭瓜分了，大田间小田，小田间更小田，大大小小的每块田各自为政，种水稻的，种番薯的，种蔬菜的……绝大多数家庭是种水稻，但也是品种各异，参差不齐，形成一幅蹩脚的山水画。
我家的田处于三角洲比较中间的位置，按当时的人头分到八分二厘田，不大也不算小。现在属于农闲季节，而且烈日当空，没有其他人下田，远远的公路上偶尔有汽车驶过。我们放下肥料，妈四周了望一下，蹲下用个洗脸盆装肥料。
“阿军，昨晚的事你怪阿妈吗？”
我料到阿妈是有话跟我说，要不下这点肥料根本用不着我来帮她。
“妈，你太辛苦了。”三十如狼，四十似虎。我爸走得早，而我妈还处于如狼似虎的年龄，那种苦楚是一般人所不能领略得到的。
“妈是不是很贱格？妈命苦……”
“妈，什么也不用说，就当我什么也没看见。”
妈仰起头，眼里水朦朦的对着我的眼睛。当然，她从我的眼里读不出谎话，因为我没有骗她。
“妈再贱也不会去干被浸猪笼的事，我绝对会对得住你爸。”
在我们兴隆村有个古老的俗例，对所谓的不贞女人，会被塞进猪笼里放到河里浸上一天，说是洗刷掉不干净的东西，也算是惩罚。当然这个俗例是解放后修改过的，听老人说以前是把犯戒的女人用猪笼笼住放入大江冲走，人当然是不能活了。不过我没见过这种大场面，只听说在70年有个从城里插队来到我们村（当时叫大队）的女知青，不知怎的搞大了个肚子，给村民抓进猪笼的时候，有好事者（未知其人）趁混乱扔来一团纸球，大队支书摊开一看，大家都傻了眼，原来纸上用毛笔写着：“村例不规外人，私设刑罚乃犯法之举，小心被告状！！！”所有人都给镇住了，只好将那个女知青放回了城里。
我相信妈也不会背叛我爸，更不会对不起我兄妹几个，但妈昨晚的这种事绝不可能给人知道。
“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知道妈是不会露馅的，当然我对自己的口风也很自信。妈看着我，会心的笑了，笑得很灿烂。
我端起装满肥料的洗脸盆正准备往我家的稻田撒去，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我把脸盆往田埂一放，蹲下身从我家田里拔起一束水稻，再从隔离的贾文浩家田里拔起一束，拿到水里洗去泥浆对比对比。
贾文浩家的“杂优”水稻只有一个头，头下长出一大把又粗又长的白色的根，吸收能力相当不错，头上分三枝，枝又分三枝，所以插秧时一棵，长起来母株连子株共七株，却一齐长得不分高矮，颈干扁粗，能储存养分足以抽穗供应，叶子不很长，却宽且厚，墨绿墨绿的，光合作用充分。我再看从我家田里拔来的“双季”水稻，黄色的根长但细，一束有三棵母株，其中两棵母株长各出两棵子株，一棵母株只长出一棵子株，但是，一束里面八棵稻长势差别明显，高矮不一，大小各异；颈干苗条，稻叶细长。从水稻的长势来看，“双季”象家庭式成长，老嫩大小同甘共苦；“杂优”象军队式作战，一起冲锋一齐开炮。
可是，“杂优”种子很贵是个事实，产量高到哪里需要看收成来证明。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利益才能支起动力。现在村里种的普通水稻，产量是每亩700-800斤，如果“杂优”的亩产真能超过1000斤，收成就多收200斤，按3角钱一近计算可多得60元。“杂优”的谷种每亩用3近，按每斤10元也不过是30元。不计生长过程中成本的节省，“杂优”已经比其他品种多收入30元/亩。另一个想法是通过极力推广“杂优”水稻，作为我将镇农技站的杂优制种队拉到我兴隆村配置杂优水稻种子的筹码――这个想法仅是在第一步实现为基础的，我还不可能透露。
正当我遐想之际，发现治保主任赵家福站在公路边，双手拢在嘴上大叫：“支书，支书，刘书记找你！”
今天是赵家福值班，肯定是刘书记来到村委办公室了。我一惊，接着是一喜：机会无须苦苦追寻，总是乖乖的送到你面前的。
我提着两束水稻回到办公室门口，只见刘书记和老支书正在聊什么。我摸摸口袋，该死，今天我没有带香烟！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抽烟，但我总准备三包不同香烟：要见有头有面的人物递上一支“红塔山”，遇到熟人朋友给支“红梅”，在开会时装模作样的点支“刘三姐”。现在我想递支“红塔山”却什么也没带，只好空着手去同刘书记握手：“刘书记你好，什么风把你老人家吹到这里的？”
刘书记从提包里取出一张纸递给我：“这里是一张学习通知书，你明天带着去县党校报到，参加共产党员政治学习。”
我心一跳。
在我们北水县，所谓的政治学习有两种可能，通常就是共产党员干部升职的前奏，叫进修。但是这种机会从来都没有落到村的。另一种就是犯了错误的党员干部，也被送去政治学习，称为教育。但我觉得我没犯错啊。
“贾支书要升了？”老支书人老反应却最快。
“噢，不是。”刘书记拍拍我的肩头，“主要是考虑到小贾刚刚加入共产党，又这么年轻，就要挑村大梁，需要学习学习。刚好党校开个学习班，我就把小贾推荐给周书记，老周也希望能够给小贾多点培养和考察的机会，就同意了。当然升的机会是有的，那是以后的事，好好干吧，小伙子！”刘书记抬腕看看手表，“我十点种还要开会，得赶回去了。”
我心一松，才想起自己还有事要问的。
“刘书记，我想了解一下杂优水稻，能不能给我点资料？”
这时，刘书记看看我提着两把水稻的一只手，转头看一眼老支书，老支书低着头。
“这样吧，等你学习回来，去找一下农技站的王站长，我跟他打个招呼。”刘书记已出到门口推起他那辆摩托车。
我跟了出来，“还有，装电的事……”
“没问题！”刘书记发动了车马达，离合一松，留下了一股汽油烟，看来他确实是很赶时间。
“阿军啊，那杂优水稻的种子太贵了，不划算。农技站的人也太黑了，简直是宰人，哪里有成十块钱一斤谷的啊！”刘书记走了，老支书说话的声音响亮了。
老人是比较长气的，我没有必要去跟他辩论。
老支书吃的盐比我吃的饭还多，老支书过的桥也比我走的路多，我当支书的第一天阿公教导我的。
我看看老支书，笑了笑，没有说话。
但是，“杂优”水稻就在我的心里扎了根。我提不起,又放不下，种子贵是村民不愿意接受的唯一理由，我希望能在秋稻就全村推广“杂优”，但我还没有掌握具有说服力的资料。
这时，送报纸的邮递员送来昨天的《广西日报》和几个信件，再交给我一张折叠起来的纸。我展开，是一张印着“广西壮族自治区（小字）北水县井湾镇人民政府”的信笺，写着苍健有力的几个字“下午四点半到井湾酒家等我。1990.4.11。”没有署名，我疑惑的看看邮递员：“谁给的？”
“一个女孩子，说是你同学。”
是萧萧，我猜想。萧萧并不是我的同学，但男孩子和女孩子相处用“同学”相称是最自然了。我当然想见萧萧，抛开私人感情不说，从公事上，萧萧是镇宣传办的，对“杂优”水稻应该有一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