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我续红楼而写《梦圆红楼》，虽看红楼多遍，也尽力看些红学研究之书，却只言片语，一鳞半爪。今见一奇文甚好，故拿来与大家共飨，或有裨益。
【红楼梦】问世的道路很曲折，曹雪芹著书黄叶村，知道的人不多，写了书只小范围阅读，都是亲朋好友。写长篇小说是个耗损人心力的事情，写到最后往往是拼体力耐性。没有考证过冯梦龙、罗贯中写小说是何等景象，他们有稿费可拿，书一写出，那边马上活字印刷坊间卖钱，想来下笔如飞，三言二拍写两遍也不可能吐血身亡。曹雪芹是精工出细活，又要字字推敲，呕心沥血，一部书磨蹭十年才写了一半，除了会喝酒写字之外，也不见他有别的挣钱本事，潦倒是必然的。乃至于三餐不继，举家食粥，我一直奇怪，这样情况下他还能不失笔下健朗，真乃奇人也。
跟曹雪芹同时代的有个袁枚，此人进士出身，又做官，所以有银两支持自己的小情小调，写过【随园诗话】。那时官场的小资们出这种诗话是种风气，无非一些吃喝玩乐的讲究，酒余饭后的赏玩。但【随园诗话】却因了一句话跟红学结缘。袁枚写道，曹楝亭的儿子叫曹雪芹，他写了一部【红楼梦】，里面提到大观园，应该就是指我的随园了。
这一句话被后世的红学家多次提及，里面提到的曹家信息很被大家考证了一番，最后发现袁枚是顺著嘴胡说，曹楝亭根本不是雪芹的爸爸，而是他爷爷，至于大观园是不是他家随园就更不值得深究，小说里的园子自有它的虚构空间，可大可小，美轮美奂，而袁枚家的那个破园子是满足不了大家的想象力的。
但【随园诗话】却因此成了最早提及【红楼梦】的史料。可笑的是，袁枚本人却完全没有读过【红楼梦】，因为他接著说，【红楼梦】里写了很多妓女，真是妙啊。这话后来被郭沫若狠狠地讽刺了一下，考虑到【随园诗话】跟我一样只是闲话闲说，今天就不把他揪出来批斗了。
二十年代，在胡适还没有出来抗红学大旗之前，红学是索隐派的天下，王梦阮、沈瓶庵有【红楼梦索隐】，蔡元培有【石头记索隐】，这派的武功一言以蔽之，就是猜谜。
王梦阮说黛玉是董小宛，因为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蔡元培说薛宝钗是高士奇。因为薛就是雪，而林和靖咏梅曰，“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大体上索隐派都是这么个套路，沾边儿就靠，猛一眼看上去属于嘴大无脑，仔细看看，他们其实是乐在其中，写自己的，让别人说去吧。
我曾买到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刚开篇便定了基调：“红楼梦那是政治小说”，蔡元培是有政治抱负的，所以把红楼梦也往政治上靠，然后就开始对号入座，用的方法是老派文人最拿手的治经学，事事往孔孟思想上靠，所以才硬说【红楼梦】是反清复明，我看了两眼实在看不下去了，那捕风捉影的本事确实不是白给。这书被我扔在抽屉里好久，今天要写闲话红学，只好找出来认真再翻，蔡先生执拗的样子让我边看边乐，想来这么猜谜颇有趣，否则他也不会一写就几万字了。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部小说，跟【红楼梦】似的，费了世人那么多口水。这个要怪罪曹雪芹。因为他明明是写小说讲故事，却不肯有老实的态度，开篇他用了很大的篇幅给自己抬轿子，说自己这部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己扯心扯肺，涕血成书。又有一个叫脂砚斋的跑出来帮闲，也是哭得一塌糊涂，捶胸顿足，扬言谁要不明白微言大义，就是没长眼睛没长脑子没长爱心。闹这么大的动静，谁还敢等闲视之？
所以有了索隐一派，想来他们的初衷是好的，都是为了帮曹雪芹做注脚，为死人代言谈何容易，所以两百年来，他们自己的阵营也是四分五裂，统一不了。有明珠家史说，有清世祖出家说，上面说的王梦阮和蔡元培就是一例，他们各说各的十分过瘾，彼此之间还互相瞧不上眼，其实要划分起来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我以前不喜欢索隐派，觉得他们是妖言惑众，现在慢慢体会到，他们原来是太善良，一下子就上了曹雪芹的当。
我小时候看【红楼梦】是跳过这些花招直接去看林黛玉进贾府的，就好像看三言二拍总是要过滤开篇的劝诫，年纪轻，自然不耐烦去看人家讲道理，而人生哲理这类东西，除非自己经历过，否则无法捕风捉影。现在想想，曹雪芹写这些东西只怕也是套路来的，他那时二三十岁，能有多少体会？“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说不定也是感他人之慨。我那时候手边有个【三家评本红楼梦】，哪三家记不得了，横批竖批上批下批，挤得密密麻麻，统统不看。后来长大了，决定学大尾巴狼，竟然知道要找脂评本来看，费了很多脑筋整理思路，花了很多钱买影印本，跟著红学大家一路狂奔，反而没了小时候的轻松愉快，所以说，任什么好东西一旦搞成什么“学”，名堂就多起来了，弄的人很辛苦。
后来看见毛泽东阅读【红楼梦】，那样推崇“好了歌”，还号召大家来品味其中的社会性，知道他也是拿这小说当教材来用了。
【石头记索隐】面世时，正好赶上胡适在提倡科学的研究方法，于是很不幸，蔡元培被胡适拿过来开了刀。其实蔡先生并不把这个当成学问，只是闲著无事猜个谜，但被胡适在学术高度上挤兑了一下，不得以只好口齿不清地辩解，但抬了一阵子杠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胡适写了【红楼梦考证】。这篇文字当是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之作，那一年是1921年。
胡适说研究【红楼梦】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作者，一个是版本。这后来成为考证派红学的研究方向。后头这派又分裂出一支成曹学，当然这是后话。
针对索隐派，胡适提出了科学的考证，其实是他一贯主张的方法论，简言之：用历史的方法做考证，用文学的眼光做批评。潜台词，不要再猜谜了！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凭心而论，还是很粗糙的。那时候甲戌本还没有被发现，甚至脂本都没有被意识到，胡适手里只有程本跟戚本。现在我们都知道戚本是响当当的脂本，但那时胡适却认定戚本晚于程本，因为上头左一条批，右一条批，乱七八糟的，哪有程本干净漂亮，整洁养眼。这种类似挑苹果的褒贬方式听起来很可笑，犯下的错误在今天看来十分幼稚，可我却不忍心指责，因为胡适对红学的功绩在于但开风气，而不是完善光大。反面观之，在当时资料不充分，认识不全面的情况下，胡适给红学指出科学的研究方向，多么难得。
胡适列举了他能找到的所有的关于曹家的史料，虽然很不完全，不过整个框架初见端倪。好像门捷列夫开出了元素周期表，后面的人负责按图索骥。
1927年甲戌本这一红学史上最珍贵的版本被发现，后头更多的版本被接二连三地发现，掀起红学一个又一个高潮，这跟胡适提倡版本研究也有关系，这样的看法直接影响到海外，八十年代俄国人发现了红楼梦孤本竟然也知道通知北京，中苏关系都零下二三十度了，红学家们依然风尘仆仆奔赴列宁格勒，鉴定了列藏本。
胡适应该是第一个重视曹雪芹的人，他很明白地说，【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虽然关于这个大有商榷之地，可比较蔡先生只管往皇室贵族上牵强附会，眼光不晓得高明多少。清人说：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所以尽管后人常常垢病胡适做学问的本事，但在见识眼光上，他无疑是领袖般的人物。
胡适写东西，常常有很温和的态度，即使与人争辩时也不失读书人斯文本色。他在表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不急不缓，会把繁杂的东西说得十分条理，同时也给对手留下很大的余地。这不是一般的能耐，态度如此宽容，难怪新文化运动由他来扛旗，象鲁迅那样嗖嗖不停甩匕首的，犀利是犀利，只是谁还敢往他身边儿站。
后来胡适被蒋介石请去台湾做中研院院长，开幕式上老蒋慷慨激昂致贺词，说着说着突然想起自己位居废帝，不禁悲从中来，说中共就是借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坐大的！轮到胡适上台，三下五除二就给反驳了，半点面子不给，气得老蒋终其一生不入中研院一步。我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胡适心里地位非常，那是他年轻时跟友人抛头颅撒热血的战场，实际上他也确是当时青年人的精神领袖，所以他讨厌把新文化运动跟政治结合，以及对它的一切偏执的看法，这种固执可以理解，当然，胡适骨子里是痛恨共产主义的，这也是原因之一。
1923年，也就是在【红楼梦考证】出版两年之后，俞平伯的【红楼梦辩】问世，这样考证派红学两大巨头胜利会师，站在一面红旗底下热烈握手。而第三员大将，周汝昌，此刻还是个小朋友，也许正在摇头晃脑地背【百家姓】，但他的舞台是在三十年后的。
俞平伯的考证方法跟胡适的一致，只是跟文本扣得比较紧，他对曹家历史兴趣不深，却费了很大的篇幅去讨论后四十回跟前八十回在思想性上的差别，一边讨论一边生气，拍著桌子大喊：后四十回绝对不是原著！嗓门儿大的险些把高鄂吓活了。
清代的小说家们地位不高，庙宇之上的人写小说是解闷儿杀时间，写完折子请完安，弄个闲情逸致玩玩也颇风雅；市井之中的人写小说是指桑骂槐泄私愤，能弄俩小钱打个小酒不用学孔乙己。曹雪芹就是这样，兼著感怀身世，顾影自伶，写了一辈子没写完，高鄂拿过来给磕磕碰碰续完，其实是学雷锋做好事，照顾瘾大的王爷贝勒，还不留名，一开始硬说是老曹原著他整理的。结果碰上俞平伯手持照妖镜，一二三四五给列出了铁证如山。
不过俞平伯毕竟还是持冷静的文学分析立场的，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高鄂的续书，多少人把黛玉从棺材里拎出来摁著膀子跟宝玉拜了堂，高鄂笔下愣是不给续命灵丹，保证了【红楼梦】大悲剧的结尾，没有去媚俗，这点上就不容易，所以俞平伯也说“续书是失败的，但是光荣的失败”，只是这夸奖听起来蛮不是味儿。
俞平伯先生是搞学问的，而且性子有些执拗，所以下笔颇黑白分明，砍瓜剁菜一般就把【红楼梦】给抖落一遍。他的【红楼梦辩】可以跟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放在一起看，一个笔走龙蛇，一个温文尔雅，姿态虽不一样，但道理倒是说的都透。
俞平伯还有一个好处是他对【红楼梦】持冷静态度，他并不把【红楼梦】提高到一个高山仰止的境界，对于一个文学评论者来说，这样的冷静十分必要，后来的周汝昌对【红楼梦】就缺少这样的距离，如今周老每年都给曹雪芹过生日，自己家人生日都记不大住，你说他老人家这是闹的哪门子妖。
俞平伯在【红楼梦辩】里就很大张旗鼓地说，【红楼梦】是部优秀的作品，但并非尽善尽美无可非议，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也并不高。1923年说这话到没什么，顶多出来一干人等在后头拍拍砖头，但1952年再版的时候，俞老还是只字不改，结果伟大领袖亲自出来拍砖头了。
【红楼梦辩】1952年再版的时候改名称叫做【红楼梦研究】，内容并没做多少改动。只是没想到1923年跟1952年是完全两码事，1923年有人说俞老您这说的不对那儿说的不妥，俞老高兴了可以说，对对对您说的是！不高兴了可以抓起块石头来磨刀霍霍向了猪羊。偏偏1952年，伟大领袖毛泽东左顾右盼觉得都开国好几年了，思想界里放眼望去怎么还是胡适放的那些羊，要想搞罢黜百家，独尊马术，五四以来的胡派思想是只拦路虎，情急之中，机缘巧合，正张著大嘴惦记，蹦出俞平伯这只黏豆包。
很多人都说当年李希凡和蓝翎对俞平伯的批评，直接掀起了后来的文艺界整风运动。但李希凡和蓝翎那时二十几岁的样子，能有多大的本事掀起这样的浪头，他们只是被人拿起来做了冲锋枪，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后头是谁扣动扳机是不言而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