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文艺界在巨手的指引下，开始杂乱无章地批判俞平伯，不明就里的只知道批判俞平伯批判【红楼梦研究】，后来毛泽东亲自写了信函，大家才明白过来，噢，真正要批判的原来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才赶紧调整批斗方向，还好毛主席力挽狂澜的及时，俞先生身上被踏的脚才千八百只而已。
这场浩劫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文革的一场小小预演，如果说文革是给全国人民洗脑，那么这次，可以说是给知识界洗脑。杨绛先生后来写了【洗澡】，算是为这场运动发行了一个纪念小型张，这小说罗里罗嗦乏善可陈，但这个说法却颇值得玩味，明明是洗脑，杨先生称为洗澡，四两拨了千金。
而毛泽东的最终目的，不是教导大家怎么看【红楼梦】，也不是打倒胡适，他的真正目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一统江山。所以借此把人民日报的编辑班子大换血，又扯出什么胡风集团来杀鸡儆猴，一个【红楼梦】搞这么大声响，不要说大洋对岸的胡适始料未及，我猜曹雪芹在棺材里也目瞪口呆。
寄居美国的胡适，悲恸地写下：我的在大陆的朋友们，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寥寥数语，催人泪下。后来毛泽东私底下多次表达欢迎胡适回国的愿望，但胡适不仅不买帐，反而更加努力地骂共产主义。他骂的对不对，不在今天的胡扯范围之内，只说他不肯回国，这点眼光是准的，他一个文人，又做不了导弹之父，回去干什么？最后还不是找个湖跳了。
我翻那段历史，常常掩卷叹息，说不明白，宁可不说，咱还是闲话红学。
这边闹得如此厉害，此时的周汝昌却躲在四川写他四十万字的【红楼梦新证】，他哪里知道这外头的戏都唱到哪处？这书，但看名字就知道跟胡适一脉相承，交到编辑手里的时候，编辑直哆嗦，还真有不怕死的。
要说编辑还是很厚道的，把文中许多“胡适”变成“妄人胡适”，大体看了看，就这么着吧，往前台一推是死是活全看自个儿命大不大了。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刚开始的时候，也受到批评，因为太明显了，考证方法完全是胡适的，也同样是坚持自传说，跟胡适简直一个鼻孔出气，不批斗他批斗谁？周汝昌这才知道害怕，专门撰文大着嗓门儿说鲁迅，拼命想站鲁爷旁边躲躲风雨，但鲁迅又没提倡什么方法论，也不搞红学，一干文人都是打那时候过来的，火眼金睛一般，周汝昌的瞎扯大旗是无法蒙混过关的。大家正挽起袖子准备群殴周汝昌的时候，毛泽东暗地里出了指示保下了周汝昌，这时的周汝昌连惊带吓，竟然住了院，毛主席还派了李希凡去看望他，真是无上的恩典啊。
【红楼梦新证】出版距离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只有一年，但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红楼梦新证】半年之内连版三次，毛主席都点头说好。两本书，一前一后，为何差别如此之大，我想比较天真的猜测是【红楼梦新证】集考证派红学之大成，毛主席是识货之人，所以起了爱才之心。而比较刻薄的猜测是，当时整风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没有理由再要一根导火索了。历史，总是这样面目不清，也许两个原因都有吧。
【红楼梦新证】正如前面所说，是考证派红学集大成者。周汝昌列举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关于红学、曹家的史料。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古狗，一条一条的史证都是他细心在故纸堆里搜寻的，为了了解曹家的获罪经过，他甚至还去故宫查取了康熙朝后期的大量奏章，态度之认真，考证之仔细，证据之全面，令人肃然起敬。
我在网上拍得一本1954年一版二印的【红楼梦新证】，繁体竖版，纸已经发黄发脆，我每次翻阅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好像捧著个青花大瓷瓶。周老那时才三十几岁，四十万字的书写得文风古拙，但意气风发，隐隐有风雷之气，虽是罗列史料，但读起来并不艰涩。
他以前是学西语的，芳官改名叫“温都里纳”，他竟然能考证出这是法语“玻璃”之意。至于画出荣国府地图，对照贾宝玉曹雪芹年表，总结各个版本脂批差异，列举程高本跟脂批本文字高低，没有一般的功力和眼光是做不到的，看完【红楼梦新证】，我只有一种感觉，红楼梦话说到头了。
【红楼梦新证】日后被我用来作宝典，不为别的，只为里面大量的史料年鉴。后头再有人凑论文，混文凭，写红学的东西，是不是以点概全，嘴大无脑，只要查查【红楼梦新证】就知道了。
周老是喜欢湘云的，从年轻那会儿就开始，他在做完历史考证之后，曾对脂砚斋有了一番猜测，他说脂砚斋只怕是个女子，而且是个娇憨女子，说不定就是湘云！周老跟胡适一样，一口咬定曹雪芹就是贾宝玉，又中了“红袖添香好读书”的毒，不忍心看曹雪芹写这么伟大的书还耍光棍儿，所以给安排个姑娘，虽说愿望是美好的，只是他怎么不想想，湘云能眼睁睁看着曹雪芹在文中跟黛玉蜜里调油？还要批书叫好，就算她冷静非凡肚里能跑两趟船，曹雪芹也不会如此唐突佳人啊。
在这点上，还是张爱玲说的对：曹雪芹是曹雪芹，贾宝玉是贾宝玉，苹果跟桔子，两码事。
但周老不这么认为，接下来的五十几年，就长在红学上了，一心一意地把湘云往宝玉房里拉。近期他常有新书面世，我每本都飘洋过海订来，阿弥陀佛，周老您眼睛都看不见了，就不要再写了吧，一世英明，都葬送在您这老而弥坚的手上了。
年纪大了以后，周老越来越多剑走偏锋，搞了个曹学，天天研究曹雪芹老家是不是铁岭，这也难怪，现在红学界搞的那些东西都是他年轻时玩剩下的，这么多年了，没个新鲜的，这不逼著他老人家上黑木崖吗？红学界劝不住他，只好冷嘲热讽旁敲侧击，周老一生气，老顽童脾气发作，脱离红学界，宣称自己不是红学家，红学界这帮人拉也拉不住，只好叹口气，唉，随他老人家去吧。
【红楼梦】仅仅一本小说而已，研究这许多年，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出现，总有研究到头的一天。大家为了不重复旧话不走老路，只好消尖脑袋地惊世骇俗，涌出一堆一堆的神嘴。
八十年代末有霍氏姐弟推出【红楼解梦】，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大家多少年没看到不重样儿的了，一群老夫子当中突然出现个小妖怪，众人反应不过来都蒙了。
霍氏姐弟其实更适合去当娱记，他们的研究路子是大胆假设，绝不求证。说出的话都不大靠谱，连黛玉是雍正皇后这样匪夷所思的事都敢假设。我常想他们这本事去香港当个狗仔队应该没问题，生对了年代说不定还能逼死一个半个阮玲玉。
他们的【红楼解梦】出到第四辑，我每辑都买，列在书架上，红彤彤一片好不漂亮。其实我并非要给他们抬轿子，只是人民群众也有看热闹的权利。
说到底【红楼解梦】不过是上个世纪索隐派借尸还魂，但是，态度并不招人喜欢，没有坚实的旧学底子，还常常自说自话，标榜自己是曹雪芹肚子里的蛔虫，有时说着说着，突然分出个身子拍自己肩膀，大赞说得好！我一个没提防就会吓一跳。
后来刘心武好好的小说不写，也来凑热闹，自己创建了个秦学。他很久以前写过【秦可卿之死】，文学家玩票客串一把红学家，颇让人耳目一新了一回，但年老之后不知道怎么想的，决定也挤身红学了，而且专门研究秦可卿，举出秦学的大旗，我看了之头皮发紧，原来学派是这么好建立的？
刘心武也是下过功夫的，翻了些清史，说出的话都比较吓人，什么秦可卿是康熙废太子的孙女；而冯紫英曾经发动过政变；贾家娶了秦可卿是两边捞政治资本；贾元春讨厌‘玉’字，是因为“来时本姓秦，未嫁先名玉”。他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向深渊，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给索隐派做了招魂幡。
【红楼梦】中说可卿死后用的棺材本来是“义忠亲王老千岁”的，但他“犯了事”，所以被贾家贱买。这个“义忠亲王老千岁”被刘心武考证了一番，靠到了康熙末年夺嗣一事，正好周汝昌也曾经做过这方面的一些考证，所以两人书信往来，一来二去，谈出了感情，不免引为知己，互相吹捧起来。后来刘心武出书特意选登了一些他们的信件，我看之后一个大红脸，无言以对。
平心而论，刘心武到底是小说家，他的秦学实在不成为学问，后来他高兴起来又写了【元春之死】，【妙玉之死】，我只好替他惋惜，小说竟然也越写越差了。
而另一位小说家二月河就要低调的多。二月河在没写清朝皇帝之前是搞红的，搞了半天无人喝彩，后来还是红学家冯其墉给他指了条路，说你这不是搞学问的架式，你应该去写小说。二月河恍然大悟，这才大红大紫，他写【康熙大帝】也夹了私货，里头魏东亭的人物原型就是曹雪芹的爷爷曹楝亭。二月河名声响了，被各地的红学会叫去撑场面，但他挂名而已，不见闹什么动静，不过日后一提起冯老的知遇之恩来，从来都是感激涕零，没齿不忘。
现在红学界撑大旗的是冯其墉，冯老为人四平八稳，他跟周汝昌不合，这大概是红学界的八卦，但冯老人很厚道，人前人后常提周老名字，他自己年龄也不小了，但说起周老来都是一口一个“老一辈红学家”，抗大旗的多是这样宽容的人物。而另一位红学干将蔡义江先生学术上没得说，文章也聪明，就是厉害的跟个小锥子似的，话里话外那个挤兑周老，我看了也忍不住地笑，你说你六十多岁的人了，跟个八十多的老头子较什么真儿。
李希凡当年批判俞平伯的时候还是毛头小伙子，现在也往八十上数了，他长的方头大脸，一眼看过去就是个有福之人，无怪当年被毛主席挑中，也因此搞的全国闻名妇孺皆知，他托了红学的福，一辈子衣食无忧，近年来的心态十分平和，常做些反思，下笔也很宽恕，虽还是红学界的领军人物，但不大管红学界的烂事。
我曾经见过一张他年轻时跟俞平伯的合影，那是在【红楼梦学刊】成立酒会上，1980年，他笑嘻嘻地欢言得所憩，俞老举酒杯冲他照著，面无表情，恩怨尽在不言中。
至于红学，现在是一片死水，毫无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