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三公先生”不见了
叶梦琦真的醉了。
倪思源只好把她扶上楼，又扶到床边，小心翼翼地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帮她脱掉外衣，鞋袜，又给她盖上了被子。一切都安顿好了，才重新下楼，回到餐厅，把桌上的剩菜剩饭收拾干净，把锅碗瓢盆也刷干净了，一切收拾停当，看看墙上的挂钟，时针已指向十点半，自己也应该走了，叶梦琦太累了，今天应该让她好好的休息一下。他把厨房、餐厅和客厅里的灯都统统熄灭后，走出了紫金花园。
夜幕已完全笼罩了这个繁华的大都会，污秽的天空和天空下的低低盘旋的沾滞着浓重汽车尾气的烟雾和灰尘，渐渐地融合在一起。大街两旁闪烁的霓红灯早已升起，昏黄的路灯下，川流不息的车流还在继续。城市上空远处游移不定的探照灯的多色光线，似乎想要照射这近处的，远处的歌舞厅、夜总会、商业大厦和大酒店之类的表面浮华，浮华背后的真实场景，表明银都的幕色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颜色了，这里有青有紫，有橙有黄，黄中带绿，橙中裹黄，把个银都市搅得一片狼籍。
在这茫茫夜色中，倪思源一边散步，一边思考。他已经好久没有一个人独自上街走走了，他甚至都不知道这熟悉的大都会夜幕下，如今都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倪思源是属于那种夜生活不怎么丰富的人，他不喜欢唱歌，也不喜欢跳舞，不打牌，也不搓麻，三教九流很少接触，可能是因为专业报记者的缘故，他的生活面很窄，除了跟两根钢轨打交道外，跟铁路系统以外的社会接触很少了。在银都局，大家有时候都是把他当一个客人待，他的编制不在银都局，他的工资奖金也不由银都局发，客观地说，他就是一个旁观者。不过，倪思源自己也乐于当这个“旁观者”，“旁观者”不处于矛盾的中心，可以游离矛盾之外，以旁人的眼光去观察分析问题，倪思源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理想，更不是无所事事的人，他老早就有一个希望，想写一本有关银都铁路改革的小说，因为他觉得，中国铁路实际上也是中国工业一个缩影。
中国工业的现代文明，基本上是从国外引进的，中国的第一条铁路，也是外国人设计建造的，被清政府拆了，钢轨也被扔进了黄浦江。中国铁路的历史更是中国革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从二.七大罢工到“五卅”惨案，从安源路矿工人暴动到“百团大战”，哪一起中国革命的大暴动，大拼杀，没有中国铁路工人的参与。中国铁路改革的历程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铁路”被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走过了太曲折太复杂太漫长的路。人们现在这样评价，在中国，只要铁路走上了完全的市场化道路，那么，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就完全成功了。中国也必定会取得国际上完全认可的市场经济地位。
过去，被人们誉为国民经济先行官的中国铁路，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人指责成改革的拦路虎，绊脚石。铁路不仅为广大旅客货主不满意，也让一些媒体不放心，人们纷纷写文章，发议论，质疑铁路向何处去？在《麓水日报》群工部，倪思源曾亲眼看到旅客货主一摞摞的投诉信。群工部主任随手拣出一封，倪思源只看了一遍，就几乎记住它的全部内容了，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编辑同志：
我是雁北啤酒厂的一名推销员，因为工作原因，常与雁北车站的货运人员打交道，几年下来，身心均感疲倦，现在我已经下岗了。严格地说，是雁北车站货运车间的几名职工逼迫我这样做的。我们雁北啤酒厂，大部份外销啤酒都要通过火车发运，每次发运啤酒，无论是整车还是零担，雁北站的货运人员都要吃要喝，开始，他们还只是在装卸车的时候喝两瓶，后来发展到喝了还要带，带到宿舍寝室里面去喝，开始两三瓶，后来七八瓶，然后又发展到整件整件要，开始是货运要，后来发展到装卸工也要。因为他们掌管计划，掌管装车，不给啤酒就不给装车，有时我们装一百件，他们要拿去七八件，货损率达20%，我们赔不起，有一次我监装发货，有一名叉车司机张口就找我要5件，我没有答应，这名叉车司机竟恼羞成怒，把叉车拦腰直叉过去，当场就把6件啤酒叉碎了，啤酒流干了，我心里血也流干了。一气之下，我去找他们的车间主任，车间主任过来看了一眼，轻描淡写地批评了几句，转过来又对我说，是叉车坏了，放不到位，他不是故意的。什么叉车坏了，一派胡言，难道这个叉车能听懂人话？开始他装得好好的，只是找我要啤酒，被我拒绝了。他的叉车就坏了，叉车知道什么时候该坏，什么时候不该坏，找我要啤酒的时候就坏，给了啤酒就不坏，不给啤酒就坏，就是退一万步说，他的叉车坏了，也是他的责任啊，他也不该开着车去叉酒啊。把酒瓶叉碎了，你就应该赔啊，可他们就是不说赔，因为得罪不起他们，最后只好我自个赔了了事。不仅如此，这个装卸工还把我记下了，后来，见到我就骂。我到车站去发货，十有九回又碰到他。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好辞职不干了，可厂里其他岗位也是满满的，不干推销员了，能干什么呢，最后只有走下岗一条路。
编辑同志，我不明白，铁路未必就不是国家的，我们这里一天到晚搞改革，谁不好好干，谁就要下岗，谁怠慢了顾客，就砸谁的饭碗，铁路难道就不能这样做？！
雁北啤酒厂张仕兵
群工部主任随手拿过第二封，这第二封比第一封更让人瞠目结舌：
编辑同志
我是岭北山区的一名退休教师，向你们反映一个“铁老大”个别员工毫无人道的情况。
我是4月1日带着生病的妻子乘2562次列车从岭北到省城看病的，妻子患病多年，身体比较虚弱，因为结石，小便濒急，坐汽车不方便，才想到了坐火车，考虑到妻子要频频上厕所，我们特意选择了坐在离车上厕所较近的地方，下午3点半，火车到银都还有40多分钟，妻子又要上厕所了，可走到厕所前一看，厕所被锁上了，列车员不在本车厢，我只好走过两节车厢，去找列车员，可那个列车员说，我们坐的车厢不归他管，我跟他说明妻子的情况，他爱理不理，不给我一句话。我又只好折回来，再找本节车厢的列车员，可他说是厕所里有人，要我等一等，等了一会他又不开了，说列车快到银都市了，厕所要锁闭，要保证银都城区的干净。还说这是铁道部定的制度，要找就去找铁道部。他是不能违反的。这明明是刁难嘛，我先去找他时，还不到锁闭厕所的时间，是他跑到别的车厢跟人家聊天，耽误了时间，责任在他，后来他回到车厢了，应该有时间开厕所门，让病人应应急，可他说里面有人，其实没有人，他实际上是不愿起身，不愿开厕所门，不愿为旅客服务，后来听人说，他提早关门是为了不搞厕所卫生。看到妻子难受的样子，我一再求他，差点要给他磕头了，可他就是不理不睬，妻子受不了，只能小解到了裤子里，满车厢的人都看不下去了，纷纷指责这个列车员没有一点怜悯之心，他才满脸不高兴把厕所打开了，一边开门还一边斥责：“就你事多”。妻子才进了厕所把尿湿的裤子换了。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天，但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很愤怒，作为一名老教师，我在课堂上无数次的教育我的学生们懂礼貌，讲文明，尊老爱幼，发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自己也要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给孩子们当楷模，可为什么到了火车上，就会遇到这么冷漠的列车员呢，他们的年岁，和我教过的学生差不多啊，难道他们就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他们有这样的制度，要提前三十分钟锁厕所，可在特殊情况下，执行制度就不能灵活一点。执行国家《宪法》也有一个特殊情况，区别对待的问题啊（后来，他还是开了厕所的），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看，2562次列车上，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管理的问题，教育的问题，铁路对职工的管理教育太差了，才让他们做出这样不仁不义的事。
编辑同志，你们是人民的喉舌，是党的喉舌，现在，一些铁路职工的所作所为确实应该要管一管了。
凤凰县岭北乡张店村廖家谊
看完这两封信，倪思源不想再说话了，银都局天天抓路风，可路风问题为什么还会这样严重呢？路风办知道这些投诉吗？不知道，他们又为什么不来这里看一看呢？这样的信，野蛮待客的性质这样严重，只要《麓水日报》编发一下，都可能捅天冒尖，可《麓水日报》怎么就没有刊发呢？
倪思源下意识地问：“徐主任，这些信，你们都不编发了吗？”
满头华发的徐主任扶了扶镜架，漠然道：“太多了，发不过来啊，发了也没用。”
“怎么没用呢？”倪思源忍不住又问道：“铁路部门不重视？”
“重视什么啊，前些年，他们还时不时派人到这里来问问，可现在他们连个人影都不见了，”徐主任一边翻看案头上的信件，一边数落道：“去年，我们发了银都北站一篇批评稿，这个站有意见，立即就兑现，把我们到货的一批新闻纸，搞得污七八糟了，还说责任在我们，是我们的包装不合格，装车时不是货位对不准，就是叉车出毛病，害得我们误工又赔纸，登了有何用啊？不如腾点版面刊广告。”
老报人就是老报人，话说得幽默，可也一针见血，只是银都局路风办的人不在这里，如果他们今天来了，应该受一场很好的教育了。徐主任随手又从桌子捡出一封信，递给倪思源，道：“喏，还有一封，今天刚到的，也是说铁路的，还没登记，你还看不看？”
倪思源接过信，问道：“有署名吗？”
“这封署名了。”徐主任又解释道：“这些投诉信，有署名的，也有不署名的，要求解决问题的，都署名，揭露违法乱纪问题的，一般不署名，差不多一半对一半。”
倪思源展开一看，信是用毛笔写，清一色挺拔苍劲的小楷，一看就知道写信者是个很有功底的人，信的大意是：
我们是银都铁路局岭西车站一群老职工。
我们这些为铁路干了一辈子的老职工，现在还住在四十年前修建铁路时盖的“干打垒”里,根本就不能住人了，银都局现在修了一些集资房，可这些集资房的价格比市里商品房的价格还要高，按理说，集资房用地是国家划拨的，商品房有全产权，集资房没有，据说，企业还给每户购买集资房的职工补助了5000块钱，按理说，集资房的价格不应该比商品房高啊？是不是岭西市对铁路执行的房地产政策不一样？是不是铁路的房价就是要比地方高？希望党报给我们质询一下，我们是铁路职工，同时也是岭西市市民，按理说，我们也应该享受岭西市市民的待遇，可我们现在什么都享受不到，我们为铁路，为岭西奋斗了一辈子，现在老了，干不动了，难道还要我们老死在“干打垒”里吗？
岭西工务段一群退休老职工柴光明执笔
这个柴光明是谁呢？从写信的口气来看，这个柴光明也应该是一个退休职工，这些退休职工反映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不应该回避的问题，可《麓水日报》的编辑怎么能解答得了这些问题呢？不要说《麓水日报》解释不了，就是自己对这个问题目前也是搞不明白的。是啊，集资房用地是铁路划拨用地，没有全产权，房子价格当然不应该比商品房价格高。倪思源掏出采访本，把这封信内容详摘录了下来，希望再上岭西采访时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他还在执笔人柴光明的大名下做了一个大大的记号。
霓红灯还在继续的闪烁，街道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倪思源一个人继续往前走，又想起和方明等人的那场争论了：前天下午，倪思源从贾伟的办公室出来以后，当天就给方明去了电话，碰巧，方明还正在办公室，一听到倪思源的声音，方明心里就立刻明白八九分：“是你老兄啊，怎么今天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想你啊，打个电话问问还不行吗？”倪思源故作轻松地说。
“得了吧，想我了？你是不是看到我的拙作了？有人请你当说客，本人的文章有失实吗？”方明难得显示了一下自己的谦逊。
“你的大作我是拜读了，遣词造句的基本功当然是没说的了，但是，你老兄对铁路还是不太了解啊，有些观点太偏颇了，对你老兄的形象也有影响啊！”因为是老同学，倪思源也就不拐弯抹角了，开门见山，直截了当。
“得了吧，你干脆说我诽谤了你们还好些，我对铁路不了解？我比你了解。”果然，两句话不到，方明的本性就完全暴露了。
“你比我还了解？怪不得人家说新闻是吹出来的，方大主任，你的‘吹劲’真可以了，堪比17级台风了。”倪思源也不示弱，调侃道。
方明又道：“不跟你吹，最近，我们针对铁路，搞了一次系统调查，受益匪浅。”
倪思源一愣，问：“你是政法部的，不管交通运输这一块，怎么搞起铁路的调查来了？”
“不行吗？”方明反问一句，顿时了一下，又解释道：“以前是不准的，现在可以了，报社搞改革，鼓励记者“三贴近”，我们几个伙计一合计，就选定铁路了，怎么？本人亲自出马，你不欢迎吗？”
“欢迎，欢迎，你方大主任亲自出马，关心铁路建设，我们怎能不欢迎？”倪思源道。
“你是真欢迎，还是假欢迎，我还不知道？”方明哈哈一笑，又不客气道：“你说说，今天是不是又要替人当说客？”
方明鬼精，一下就猜中了倪思源的本意，可倪思源不能这样说，他干脆把话挑明了：“我是要来给你上一堂铁路的科普知识课。”
“那好，你有这个心，我就来，在什么地方？”方明有了兴致。
倪思源问：“你说呢？”
“那就在绿岛吧，那里离你近，有咖啡厅，歌舞厅，洗脚城，按摩室，镭射放影室，还有大小mtv包箱歌厅，使用的都是一流进口音响，可以搞全套服务，等你把课上完了，想轻松一下，也方便，想花多少钱，你就可以花多少钱，反正，今晚不用你掏腰包。”方明介绍起来，如数家珍，他对那里肯定也很熟。
“你说什么啊？”倪思源故意道：“我请客，当然是我掏钱，我不掏钱，难道要你掏钱？”
方明笑道：“你掏钱？贾伟给了你多少票子？你说说，上午，他就打发人来过了，我没理他，得，这个人情，让你做，谁让我们是老同学啊？”听得出，方明根本就不相信倪思源的话，他已经猜出了，今晚是贾伟请客。
“一派胡言，我请客，贾伟给我什么钱？”倪思源嗔道。
“好，我一派胡言，等见了面，就请你看看，是你一派胡言？还是我一派胡言？”方明顿了一下，又道：“我还有两个小兄弟，你看怎么办？”
倪思源想都没想，又一口应承道：“一起来。”
绿岛咖啡厅，就建在绿岛夜总会九层大厦的旁边，不过，离大厦歌舞厅也还有一段距离，之所以也取名叫绿岛咖啡厅，大概这个咖啡厅也是绿岛娱乐城的一部分，咖啡厅分楼上楼下二层，楼下是大厅，大厅中央有一个舞池，每天晚上，咖啡厅里也有乐队演出，不看演出的人可上二楼，二楼设有雅座单间，还有情侣室，临街一面有长长的吧台，坐在吧台边，可以看见对面马路人来车往，8点刚过，倪思源就到了，径直上了二楼，要了一杯咖啡，在吧台旁边喝边等。
不一会，方明来了，上身着一套不知什么品牌的白色大尖领西装，下穿一条深蓝色牛崽裤，还打一条深红色真丝领带，平时不爱打扮的他，今天却把头发梳理得油光锃亮，一副大款模样，几个月不见，方明明显地发福了，他的身后，跟着两个小伙子，一人一身休闲服，一前一后，犹如两个保镖，不弃不离，始终跟着他，倪思源站了起来，主动走到他的前面，伸出右手，高兴地叫道：“欢迎欢迎，你们终于来了。”
方明也很高兴，伸出手，一把拉着倪思源，大声道：“没晚点吧，今天，我们可是一路紧赶啊。”
“没有，很准时，不差一分。”倪思源道。
“过去，人家约见我们，我们都要比约定时间晚半小时到，这才显得我们的重要，”方明一边往前走，一边道：“可今天，我们不敢了，还提前了两分钟，因为你是‘铁老大’，我们怕来晚了，你走人了，这巴西咖啡也就喝不上了。”方明一边说，一边又转过头，用手指了指左边的一个小伙子，道：“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银都消费者报》的记者，大名肖劲，武大毕业的，现在还在攻读mba。”
倪思源把手伸过去，道：“欢迎欢迎，武大的高材生。”
介绍完肖劲，方明又把头转向了右边，又向倪思源介绍道：“这位是复旦的高材生，大名凌磊，现在是新华社j省分社的台柱子，专跑交通这一块。”
“另类？”倪思源一愣，对凌磊笑了笑，不解地问：“怎么叫这个名字啊？”
“当然不是‘另类’，是凌磊，壮志凌云的‘凌’三块石头相垒的‘磊’，”肖劲见倪思源把方明带有浓厚j省方言的口音听错了，赶紧又替凌磊解释道。
方明饶有意味地看了倪思源一眼，又回头望了凌磊一下，意味深长地说：“他可不是‘另类’啊，你可不要小看了他，凌磊出身‘铁路世家’，他的曾爷爷，是中国第一代铁路工人；他的爷爷，则是第二代中国铁路工人，参加过‘二.七’大罢工，他的父亲母亲，还有叔叔伯伯，姑姑婶婶，现在还都在铁路工作，他的家庭，可是新中国铁路的一本‘活字典’！”
“是吗？”听到方明如此郑重地介绍，倪思源也不由得多看了凌磊一眼。小伙子高挑个儿，浓眉，长脸，下巴有点尖，戴一幅深度近视眼镜，咋一看去，还真有几分学者风度。
凌磊朝倪思源笑了笑，谦逊道：“活字典不敢说，不过我们这一大家子，除了我没在铁路工作外，他们都在铁路上，都说一口‘塑料普通话’。”
“真的？”倪思源一下就来了兴趣，在沈阳，在哈尔滨，有这样的铁路大家族并不希罕，可是，在银都，倪思源还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他点了点头，问凌磊道：“你一大家人都在哈尔滨吗？”
凌磊笑了笑，道：“我老家在哈尔滨，大伯到了j省，二伯在沈阳，小叔在吉林，大姑在大连，二姑三姑，还有一个小姨在长春。”
“那你们家把东三省全占了！”倪思源笑了，顿了一下，又问道：“那你大伯在j省哪个地方啊？”
“以前听说他在银都干过，后来又听说他调到岭西去了，前天才收到他一封信，我现在还没见到他。”凌磊答道。
倪思源觉得有点奇怪，忍不住问道：“你到银都多久了？”
“凌磊刚到单位不久，人家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哪像你，一天到晚不做正事，只知道拉关系。”方明一边笑，一边道。
倪思源不搭理方明，又问凌磊道：“你大伯叫什么名字？”
“凌根生。”凌磊犹豫了一下，又问道：“你认识？”
“凌根生？”倪思源摇了摇头，表示没见过。
四个人来到二楼东边的一个叫“趣雅阁”包间里，倪思源请方明坐到了正中的位置，自己则坐到他的斜对面，点了四杯咖啡，三盘点心，还有一大杯牛奶，笑着问方明道：“你现在还在政法部？”
方明一挥手，道：“早就不在那个破地方了。”
“那你又到哪个部去了？”倪思源有意激道：“又被提拔了？当总编了？”
“当总编？总编有我这个派头？”方明夸张地打量了一下自已，忍不住自嘲道：“我现在是富裕人员，下岗了，没事做，自己找点事做，混口饭吃。”
“方老师现在是新闻界最惬意的两栖人士，既是资深记者，又是地产界大佬。”肖劲插话道。
方明向肖劲递了一个眼神，哈哈一笑，道：“什么地产界的大佬？搞了几个小项目，赚点小钱，糊糊口，今后，若能仰仗你倪首席帮忙，说不定还能赚点大钱。”
“你既然下海了，那还写什么稿子啊？就是想捞点稿费？”倪思源估摸方明没说真话，也就不客气地激了他一下。
“可报社并没有收掉我的记者证啊，我还是政法部的一员啊，我也可以写稿啊，我们还选定铁路这个方向，搞点课题研究啊，目的之一，就是要靠这个研究成果，挤进达沃斯啊。”方明不为所动，踌躇满志。
“是不是又在钻政策的空子，搞名利双收啊？”倪思源又激道。
“有空子，为什么不能钻？”方明反问道：“报社有这样的政策，容许我这样干，我赚了钱，报社也得利，利人利已，为什么不能干？”
倪思源把头转向肖劲和凌磊，又问道：“你们俩也这样？”
方明道：“凌磊不是，凌磊的老板大，人家管得起饭，不用他去找钱，肖劲和我差不多，要创收，不过，他还年轻有奔头，只是我的衣服都打湿了，完全下海了。”
倪思源明白了，这方明大概算得上是自由职业者了，他已不在报社编制范围了，人家不会给他写稿任务了，他也不用坐班了，他现在的工作就是赚钱，赚了大钱，报社得利，他本人也好过，赚不了钱，报社得不了利，他本人也不会好过，他已经弃文经商，应该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商人了，可凌磊和肖劲跟他滚在一起，他们又算什么角色呢？倪思源感叹道：“你们太有才了，这样组合在一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叫脚踏两只船，喜迎八面风，只有你们，才有这个本事啊！”
“你也可以嘛，我们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保你有钱赚。”方明顿了一下，又大言不惭道：“这就叫改革开放嘛，不然，还叫什么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