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是必然发生的，论争对于帝国的未来也是有益的，提出自己的观点也是持论者对于历史的责任。
不过，这样的新体制，对于那些守旧的又寄望于在新的帝国获得更多利益的世族贵胄们来说显然有些难以接受。帝国的创制者们应该在做出决定时最好不要让对方过于尴尬。
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世族阶层提出沿袭周朝的制度“封诸侯，建藩卫”，其理由是“各诸侯国被消灭不久，燕国、齐国、楚国地处偏远，应设置王侯进行镇抚治理。”
秦始皇就将这个建议批示交给群臣商议，大臣们都附合这个提议，认为这样利于安定地方。
廷尉李斯表示反对，他说：“周代之初，文王、武王分封子弟和同姓亲属为各地的诸侯王，本来是建立藩卫，巩固安定天下，可是他们的后代逐渐疏远了，为了扩大自己的土地结仇很深，诸侯之间互相征战攻伐，周天子也无法制止。现在天下幸而获得统一，划分成了郡县，给予皇子功臣厚重的赏赐就行了。只有让天下人不生出邪异之心，才是安定天下的好办法。设置诸侯没有好处。”
始皇说：“以前，连年无止无休的战争给天下人造成了深重的苦难，就是因为有那些诸侯王。现在依仗祖宗的神灵保佑，天下初获安定，如果又设立诸侯国，这等于又播下了战争的种子，想要求得安宁太平，岂不是妄想吗？廷尉说得有道理。”
在咸阳宫欢宴庆祝建国。博士仆射周青臣等人称颂秦始皇的武威盛德。
齐人淳于越听了很不以为然，觉得这是谄媚之语，于是他说：“殷商和周朝统治达一千多年，就是因为分封子弟及功臣作为膀臂辅翼。虽然统一天下，但是子弟却没有寸土之封，如果突然出现田常、六卿夺权篡位的祸患，在朝中又没有强有力的辅佐之臣，依靠谁来救助呢？”
这是当时人们普遍抱有的想法。对于他们来说，封建诸侯、分封领土权、治理民众，这是古已有之的社会法则。在他们的思维中，土地需要人民耕种，领土就需要有人治理，治理就需要授权，于是分封诸侯就是理所应当的方式。
如果依照他们的意图，那么这所谓的统一，也就只有虚名。
帝国初建之时就又分成若干小块领地，并同时将相应的特权赐给自己的子弟亲属，那么王室的领地又剩下多少了？所谓的统一又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呢？必然就成为又一个分封――兼并――争霸――侵占……的恶性轮回。又将是不间断的混战。
但是他们代表的是一种势力。
针对这样的议论，李斯驳斥说：“现在的人浮躁自夸，自以为学问最好，非议政令，批评时事。回到家里心怀不满，出到公众场所议论纷纷，以批评别人来博取虚名，到处招摇诽谤，以显示自己高明，影响不明真相的民众的心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不采取措施，帝国的权威就会受到削弱，各种集团就会自动形成，应该预为绸缪。现在时势变了，但是一些食古不化的书生不晓得时代的变化，借宣扬古人而扰乱人心……”
于是，秦帝国确立了郡县制的政治制度。把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郡设置守、尉、监。
天下的事，是可以预先规划的，这些规划将在强力的推动下成为事实，这样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更替将成为历史。由此可见，历史是可以规划的，而且就是被规划的，并且按照规划的方向前进，只是在前进的过程中，受到各种推力后，略有姿态的调整而已。
这个既定的规划的方向体现的就是某个集团的意志力，这个集团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具有相应的强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历史的方向施加影响，因为他们的意志就代表了一切，代表了民众的需要，代表了民众的意愿，代表了民众的利益……代表了民众一切可以被代表的东西。
在这个既定的体制下，新的帝国以其坚定的信念，开始致力于建设与发展。收缴天下的武器，销毁、铸炼成为十二个武士，将他们塑铸在咸阳的广场上，意在警醒人们不要忘记战争，不要忘记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民，也是对数百年来战争中牺牲的士兵的纪念。
阳光从遥远的天空照射下来，反射着金属的光芒。警告人们：一年的每一个月份都有可能因为不安定分子野心的膨胀而引发战乱，从而提醒人们时刻不忘制止那种不间断的野心膨胀的战争发生。
用心的良苦，并不一定能够唤醒世人的良知。和平，只是民众的美好愿望。
当然，帝国初创，所做的并不只是这一件事情，还有更多更为伟大的创制：统一法令，让人民享有同样的权力；统一度量衡标准，给人民公平；统一车辆两轮间的宽度，便于人民更为便捷地生活；让人们用同一种语言阅读、交流……
生活，展现在帝国民众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生活，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们生活在统一的模式之中，思想统一，行为规范在法律的框架之下。
这个世界并不因你喜欢不喜欢或者高兴不高兴而做出任何改变，而是要你改变自己。
并且这一切都将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