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婆是在大王庄的街头，孤孤单单的一个老婆婆，精神矍铄，尤其手上持一杆长长地烟袋，不时还吸上一口，烟在肺腑里，迂回了好长时间，然后才迟迟地从口鼻里轻轻冒了出来。老婆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南来的，北往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车来车往，往返物流，尽收眼底。
老婆婆很奇特。
确切的说，是老婆婆的一杆大烟袋吸引了我：一个老烟民，一个老女人，其中必有许多不凡的故事。
我有意接近老婆婆，我故意问：“老婆婆，这个村叫什么名字啊？”
老婆婆两眼不昏不花，警惕地上下打量着我，并不急于回答我的问题，反问我：“你是外地人吧？”
我说：“就算是吧，反正我对这一带都不熟悉。”
老婆婆反问起了我：“你是哪里人呢？”
我说：“我是莱阳人。”
老婆婆自语：“莱阳人，距这里不远，莱阳我去过，那可是一个好地方，嗷，对了，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的？”
我说：“我刚才问，这个村叫什么名字。”
老婆婆分明是听到了，她饭要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这个事，是这个事。你是问这个村啊，我告诉你叫大王庄。你知道大王庄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么？”
怎么来的，我对这不感兴趣，可我不想扫了她的兴。
在农村走访了这么多天，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农村的老人大多太孤独，他们独坐街头的目的，就是为了排缱孤独；有得农村老人，特别想与人交流，你一旦和他们说上了话，你就会发现老人们一个个都很健谈，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家庭俚事，他们就怕你听不懂，甚至都有些喋喋不休，反复对你说着同一件事。
我问：“是怎么来的？”
老婆婆谈兴大起，她说：“你抬头看见南面的大山没有？”
我说：“看见了。”
我知道南面的大山叫老庙顶，是方圆几十里的大山，关于老庙顶神话、传说，有说不完的故事。我还知道元明时期，老庙顶住过一绺草寇，人数一度达数千之多，官府都无能为力。这大王庄就是当年草寇余下的一支，这里面的故事说起来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我急忙转移了老婆婆的话题，我问：“老人家，今年高寿？”
老婆婆很自豪，说：“89了。”
我说：“真看不出来，不知道还一位六七十岁呢。”
这话有虚的成分在里面，说人不显老，这是吉利封情话，老人都爱听、喜好这个。
果然，老婆婆很高兴，老婆婆说：“是吗？我不相信！”
老婆婆说不相信，脸却笑成了一朵花。
我问：“老婆婆从啥时就开始抽烟？我看你的烟袋有年数了，都成了古董。”
老婆婆说：“我在家为闺女时，就开始抽烟，不过我们那时抽得是水烟，你知道什么是水烟么？”
老婆婆看着我问，我说：“知道，不就是手捧着，吸起来水声咕噜咕噜的？”
老婆婆很满意，老婆婆接着说：“我们是大户人家，抽水烟那是一种消遣，也是一种身份。”
老婆婆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什么似地问我：“对了，忘了问你，你家以前什么成分的？”
老婆婆这个问题问得很刁钻。
自1979年地主四类分子摘帽以来，在农村好像没有坏人了，人人都平等了，都是共和国的公民了，都可参政议政，可实际的区别还是有的，存在的。
比喻我这次走访胶东广大农村，很多的老人都问过我家的成分，我说是贫农，自然从前的贫农很愿意跟我敞开心扉，问啥说啥，从中你能知道很多你想知道的事情；如果我说我是富农、地主，自然就能和从前的地主富农说上话。从前的地主现在已说起成分来，他们不说是地主，他们洋洋得意，他们说自己从前成分很高，那是地主；说自己成分高，那就是富农了。地主富农的成分是高，贫农自然就是最低了。从前的地主富农现在他们又找到了感觉，用一高一低来形容，这感觉很好，就是不一般。
我说：“我是城里人，我家不属于工人，也属不上资本家，最多就是一个自由手工业者吧。”
我想手工业者在农村，最多就算是个中农吧。
我的这个定位很好，反倒成了他们双方争夺的对象，谁都愿意为我敞开心扉。
老婆婆说：“我娘家是个大户人家，有良田几千亩，佃户遍及周围十几个村落，我父亲说一句话在那个时候，不逊于在当地打了一个响雷，谁敢说个不字。”
老婆婆激动，像老头一样，狠吸了她的长烟袋一口。
老婆婆打开了话匣子，两只浑浊眼睛里竟充满了憧憬，老婆婆说：“我结婚的那会儿，轰动了整个福山县，送亲的队伍摆了就有几里长，随我下家到王家的除了彩礼，还有四个奴婢，周围的三村五庄谁家有那么大的气派？一家没有！”
老婆婆脸腮泛红，表情更加激动，大烟袋在她的手上都抖着。
老婆婆的声音低沉起来，老婆婆说：“谁知好日子刚刚开了头，就闹起了共产党，共产党专门和有钱的人过不去，说句不怕人的话，他们是得寸进尺，逼得人没有道走，我男人也不是好惹的，我男人拉起了一绺人，随国军杀了回来，他们叫我们一时不好过，我们叫他们一年不好过，他们叫我们一天不好过，我们叫他们一辈子不好过。”
我看到老婆婆脸扭曲着，一脸杀气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