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二百余年的战国时代终于结束了。新的帝国在东方的这块大陆上建立起来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些旧日的强邻，都被一个个抹去。所有六国的土地，都划入了他的后花园。当他心情好的时候，就可以去走走，去看看，让君临天下的感觉得到全新的体验。现在这块大陆，都是他的田园。所有的税收都归他所有。他才是这块大陆惟一的强者。一切都由他说了算。
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战争结束了，和平到来了。
擦干净血迹，掩埋掉尸体，揩试去泪水，开始生活吧。
流落江湖的项氏叔侄，也就在吴中定居了下来。让他自己成长吧。天下大事太多，现在还轮不到他。他那些少年的心情并不是什么惹人注目的大事，仔细想想大家都一样，也都有过同样的经历。不必细说。
1.帝国气象
那是在很久以前。
很久是什么时候？
大约在二千八百年前。据史书考证，在前884年前后，“周孝王使蜚子牧马、渭之间，马蕃息，乃封之于秦。”因为太久远，史书也不能准确断定，只是姑且记于这一年。于是“复续嬴氏之祀”。称秦嬴。从此开始有了秦之记载。
经过了数代的努力与苦心经营，秦王嬴政“续六世之余烈”，于公元前221年，兼并六国，使中国结束了各诸侯王国割据争霸、征战不休的战国时期，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终结了，终于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秦帝国。“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称民众为“黔首”，建立了新的封建等级秩序，一切都统一于秦的统治之下。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之所以重大，就在于扮演了终结者与重建者双重的角色，并造就了一整套新型的政体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开辟了家天下的历史。完成这一伟大功业的是秦朝的始皇帝政。后来皇权的演变，无非只是姓氏的改变而已，天下国家成为一家一姓的私有。皇帝便成为这块大陆上的唯一合法的占有者，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对这块土地上的一切予以支配。
当他看着自己眼前的辽阔的土地，他的雄心顿觉飞扬。顾盼之下，一种功高三皇、德越五帝的激情油然而生：从此就是天地间的主宰。于是就给自己命名了一个封号：皇帝，那么就理应万寿无疆。于是，他自称“朕”，一切都由朕说了算，朕做出的决策就叫“圣旨”，臣属和百姓只有无条件地服从。因为朕就是“天之子”，由上天降临，代天牧民，具有上天赋予的毋庸置疑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
他就是这个帝国的缔造者。
他就是这个制度的设计者。
“收天下兵，”铸为“金人十二”。他的初衷是美好的，收缴武器，没有了刀枪，盗贼也就没有了可以依恃作乱的工具，使天下从此消除战乱的祸患。设置郡县，公布通行的法令，使每一个人都感到生活的安定与美好。人们使用着标准的尺度，不必为了缺斤少两或是尺短寸长而争执，有车的人可以沿着前面的辙迹平稳地乘坐着车子前行，集市上的人们都说着同一种标准的语言，以规范的文字记录账目。拔除了六国的疆界，命令各地修建驰道，通行全国。任命郡守，派遣吏员，为他办事。从而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行政体系。
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功业，自以为超越三代。于是萌生了刻石颂德，封禅泰山，祭山川之神，祀天地祖宗神灵的念头。
向上天致敬！向大地膜拜！敬天法地。
2.泰山封禅背后的无奈
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史记·封禅书》说：“登封报天，降禅除地”。就是说“祭天”为封，“祭地”为禅。所谓封禅，就是告太平于天，答成功于地，致谢天地的恩泽。是古代帝王最隆重的祭祀仪式。
封禅只是形式上的奠礼仪式，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告诉天下人民，其政权的取得是上天的意旨，是合乎天地之法，并向天地注册的。就在于向六国人民有一个政治上的宣告。借天地威严，收揽人心，加强统治。
其实，泰山封禅，并不是什么非要举行不可的仪式，他的权力已经使他等同天地，他就是天地间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还需要谁来对他任命吗？他是自封的始皇帝，并不需要谁的授予。之所以上演封禅的游戏，是基于一种深深的难以解开的心结。他的内臣近侍们，深察他的心意，于是建议登临泰山，以取得上天的认可，那么一切就是上天的旨意，是天经地义。
或许是因为留在史册中的那段文字吧，那个无法抹去被人用做暗中指划的谈资，总令他有一种无奈的难堪。他不愿背负这样的一个为他人所不堪的名声，可又难掩天下耳目，难堵天下悠悠众口。
封禅，就是一个绝妙的形式，从此他就是上天之子，是天纵之帝，别人也就没有理由再来说东道西，更不敢猜测演绎，一切即可轻轻抹去。
读过史书的人都知道，在《史记·吕氏春秋》中，司马迁写道：“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一部严谨的史书，对此却做重要的一笔记载，令人不得不有所深思。
如果以孔子春秋笔法理解，必定大有深义。
否则，作为一国之相的吕不韦，其事功大略必有可书，岂只对此事做记载？如果莫须有，更不能如此郑重地写下来。可见非同寻常。
同书所载：“太子子楚代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不韦家僮万人。”
我们可以对吕不韦的传记做一个统计分析，所述不过十事，而此即其一，且全传以此为核心，因起转承，自然而然，逻辑自见。
仔细想来，庄襄王的死，也令人心疑。在位三年，《秦本纪》所载很简略，“四月日食”，“五月丙午，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
虽语焉不详，然而更令人想象。是病死还是被谋鸩，或者猝死，总之死因不明。
一个古老的计谋，一个古老的谣传。
在这个死因不明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当然这不是我们讨论的内容，姑且略去。
当然，依照当初的投资者的可行性方案设计，庄襄王只是一个过渡。现在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一切都按照既定的设想精确地实现。他完成了所承担的历史使命，那么他就该死去了。这个舞台早已有了人选，即将出演，因为舞台的脚本是早就设定的。
因为庄襄王的政治地位，正是借助于吕不韦的助力。必然有一个交易。
或者按照今人为文多所猎奇的习惯，或许是司马氏在民间听到了什么传闻，或者是在史册的某个隐密的缝隙看到了这则秘密，于是记下来，吸引人们的眼球。但是，综观整部《史记》，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小人之心，来揣测司马翁的严谨的写作作风。也就是说，这个记载不是怀着什么功利的目的，而是建立在深入的考证与严格的资料选择基础之上所做的精心处置。
读史，重在思考。不是看看热闹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