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做了什么，做到何种程度，都无需申辩，更不必标榜，也没有必要张扬。因为任何的自我申辩都不会改变什么，一切自有公论。喋喋聒噪，只会让人心生反感。只有事实才是无可否认的实证。
十年之间，大陆帝国的这位勤勉的皇帝，五次出巡，足迹遍及帝国全境，“登临泰山，周览东极”，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当然他的出巡，与平民百姓的远足不同。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历史的大事件，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所以自然也就记载在了历史上。而平民百姓的来去只是自己的生计，没有谁会注意，即使旅程遇到什么灾祸――比如被自杀或是被玩一次躲猫猫，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关注，自生自灭吧。
翻开史书，我们看到的是一篇篇意味深长的碑文，看来歌功与颂德还是必要的，至少给我们留下了史料性的记载。所谓碑文，就是镌刻在石碑上的文章。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章只要刻写在石头上就可以传承不朽，重要的是文章所承担的思想以及事业的辉煌。文以人传，与人以文传，相映成辉。这些碑文不只是刻写在一尊尊石碑上，而是永远地刻进历史的册页间。当然最初是刻写在石头上的，最早的是众所周知的《峄山刻石》，依次是《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之罘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这些留在各地一尊尊石刻，经历了风雨的剥蚀，现在没有一块完整的秦刻石保存下来，只有残损的《琅琊刻石》和《泰山刻石》两处，除《峄山刻石》已经找不到文字外，其他六处刻石的全文保留在《史记》中。看来无论选择什么质地的石材，在久远岁月的打磨中终将失去光泽，以至于消逝无迹。
与十年前相比，可以说帝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刻写在石头上的，不只是碑文，还有相关的很多的遗存以及传说：
封禅，历来就是庄严而又神秘的重大国事活动。因此鲁地的学者们以古制礼法做出了繁冗的铺陈。始皇帝觉得实在没有可操作性。史书说：这些迂腐的儒生们说“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意思是说，“古时泰山封禅，用蒲草包裹着车轮子，避免损伤了山上的土、石、草、树；扫除一块干净的地面设坛祭祀，铺设着用草杆和庄稼秸子编制的席子献祭。”这种凭空臆想编造出来的庸俗可笑、毫无根据的议论显得牵强而又虚伪，自然就被秦始皇否决了。于是秦始皇决定自行其是，下令开凿山路、整修车道，攀登泰山。
既然是重大的国事活动，太史斋戒沐浴，然后向上天祈告，卜问黄道吉日。
这天，夜月当空之际，始皇帝启程登山，凌晨登临泰山之巅，面对从云蒸霞蔚的海天之际冉冉升起的朝日，一种君临天下，极目万有之气势，油然于胸怀中升起。
按照确定的时辰，在晨光中完成祭天封禅仪式。
游览至云步桥北侧，艳丽澄澈的晴空中，突然乌云骤至，呼吸之间，风雨雷电一齐袭来。
始皇帝回顾之际，看到前面一棵枝叶繁茂的松树，亭亭如盖，信步走到树下避雨。
雨过天晴，雨息云散，秦始皇当即封松树为“五大夫”爵位，意在嘉赏松树护驾之功。
之所以封一棵松树为“五大夫”爵位，其实是有意借题发挥，以山崖松树于风雨中的庇护帝驾之功而不掩，等同于疆场御敌救驾之功勋，援引“圣人以功授官予爵”（《商君书.刑赏第十七》）及“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商君书.错法第九》）之本义，郑重加封松树“五大夫”功爵。借此昭示天下：帝国的政治清明，惠泽政绩及于万物，为国立功者虽草木亦得褒扬封赏。
后人不肖，心胸狭隘不解，却附会传讹，更有自以为是者，冷嘲讥讽，以显得自己心忧民生。
秦的遗产不只是石刻，很多内容都需要我们深入解读。
石头无言，刻在上面的是褒扬，它告诉给后世的就是颂德之语。镌凿的是诅咒，它显示的就是恶毒的咒语。褒贬不在石头，而在于刻写者的心态。
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天象异变，一块陨石落在了东郡(今河南濮阳一带)境内。更为奇异的是石上刻有一行文字：“始皇死而地分。”
肯定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搞鬼！秦始皇下令御史缉查嫌犯。
没有找到。
或许真是天意。
或许是御史想保全民众，秘而未报。
或许是御史根本就没有去查，自然也就不知道，无非是想放一条路让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