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靖康事变发生了。“九叶鸿基一旦休”，战争以摧枯拉朽的破坏力结束了那座腐朽朝廷的天命。
徽钦二帝，连同东京城里的赵氏宗室、文武百官被沦为侵略者的阶下囚，尽归北国囚狱。这些俘虏个个出自煊赫富贵的钟鸣鼎食之家，往昔无一不是作威作福的豪奴悍仆之主，如今骤然破败沦丧，就如砧板上的鱼肉一般，任人宰割，他们的后半生凄惨命运可想而知。
侥幸逃脱亡国之祸的九皇子赵构于1127年五月在大将宗泽的拥戴下于应天登基即位，史称南宋。
失去了太阳的子民们在这个时候是多么迫切的希望苍天赐给他们一位中兴之主啊！当时每一个人都希望倾注到了他一人身上，希望这位新皇帝能够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将亿万众生凝聚抵抗外辱.
赵构受命于危难之际，他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起号召国人抵抗外侮的重任，然而面对着满目疮痍的河山以及不惜随时抛洒热血报效国家的臣民，他却做出了一个让当时所有人和后世子孙都感到失望的决定――放弃黄河天险，放弃中原故土，举国率民迁都金陵。为此他甚至不惜自断臂膀以力排众议:被国人视为中流砥柱的李纲丞相再次被新君罢免，他这一次的任期和他在钦宗朝任宰相的时间正好相等――都没有能超过两个月，接着数月后，宗泽元帅被气死。朝廷中的文武二栋梁双双摧折，赵构迁都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
赵构急于迁都无疑是受到了父亲徽宗皇帝所开创逃跑先河的影响，他以为这样做就能使自己的性命和皇位都安全了。可天不随人愿，事实却走向了相反的后果，迁都金陵这一重大举措，将他的朝廷和国民置身到了一个更危险的境地，自此之后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宋国的朝廷就脱离了人民的视野，像一叶小舟在惊涛骇浪的历史汪洋中穿行，随时都面临着被颠覆的灾难。
其实他根本不必如此害怕，当时的女真人只占领了北方有限的领土，他们绝大多数兵力只盘踞在重要城市和交通干线附近，根本不敢深入腹地。身为一国之主的赵构，只要鼓起勇气挑起历史赋予的重担，顺应国民积极抗战的热情，想方设法将他的亿万臣民的凝聚在自己的周围，他就很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力挽狂澜的中兴之主。然而他却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和臣民，选择了逃跑。
在经过了半年的筹备之后，南宋朝廷于1128年的秋天南下。此举一遭执行，立时瓦解了亿万国民精诚抗敌的战斗意志，为整个国家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后果。不仅当时宋国的百万大军丢失了仅有的一半抗战的勇气，几千万北方人民的团结抗战精神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上至军队将帅，下至士卒伍俑，都将临阵脱逃奉为保命良策，千万臣民则尾随其后，为了脱逃被皇帝和军队抛弃的命运，纷纷抛田弃土举家南迁，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迁徙由此拉开了帷幕。
这次大迁徙的具体人口数量已经无法统计，我们只知道当时仅仅随着宋高宗赵构南渡到达金陵一地的朝官、军队和臣民就多达百万之众。他们如惊弓之燕雀，如惶恐之羚鹿，拼命南逃，只便宜了女真人，如狼似虎气势汹汹地追随南下，一路攻城略地，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中华半璧大好河山。
战祸就像赵构的影子一路尾随着他的踪迹，自北而南，自东而西，经江跨海，由中原带到了江南，再由金陵流窜跟到东海之滨。短短五年，女真人追逐着赵构偏安小朝廷逃亡的轨迹，将战火引燃到了几乎整个华夏大地。
北到长城边塞，南到长江水域，东到闽浙海外，西到川陕腹地，生活在五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上的人们无一幸免，都被卷入可怕的战争。而在此域之外的周边地区也没能幸免于战争余波的影响，这是因为人类战争所造成的灾难并非止于铁马金戈火炮枪铳。
为了逃避战火，战区的人们会想方设法往相对安全的非战区逃难，这就使收纳难民的安全地区变得不再安全；其次，为了阻止追击而来的侵略军，丧心病狂的军队也会制造人为的大灾难，把原本可以安宁的土地造成重灾区。总之战争使几乎每一个生活在东亚的人安乐的家庭都受到了冲击，一亿人口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公元1128年，宋国军队就曾经因此而掘开了黄河大堤，造成了一场空前巨大的水灾，被人为制造的大灾难直接导致了黄河的大改道，曾经哺育过中华民族万年、千年的黄河水于一朝之间破堤而出，狂泻千里，数百万黎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她奔涌驰骋的脚步所吞没，她一路纵横无阻冲向了千里之外的淮河流域，然后混和了有着同样巨大流量的淮河水，争挤着狭窄的河道直至连云港的入海口。
霎时间淮河全线暴涨，张开血盆大口将沿岸无数还处在憨睡中的人们一口吞噬，东到入海口的连云港，西到三千里之外的发源地，无一处不有泛滥的洪水在吞田没地，黄淮两个流域上数十个州郡的良田沃土、房屋城镇、麦署稻梁顷刻间化为乌有，数百万的灾民在短短的几天里沦为无家可归、无衣无食的乞丐。为了谋生他们被迫相继加入了南迁的浪潮，遂将更多的苦难带到了侥幸还没有遭受战争之苦的南方。
敌人的进攻是暂时的挡住了，但被淹没的大片良田沃土使原本就受到严重削弱了的国家实力变得更加衰弱了，而向四方流亡的数百万的难民也成了压在全体国民头上的沉重负但，以至于当水灾过后当敌人再度袭来时侯，宋国根本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防御战，全靠长江天险和民众的肉身白骨来填塞敌国的铁蹄。
这就好比一个面对敌人因为害怕不敢反抗而放下了手中的钢刀的人，逃跑不及，等到敌人追杀过来的时候，他只能举起自己的一只臂膀去抵挡锋芒，命是保住了，但被断去的臂膀却无法再复原，以至于终身要饱受残疾痛苦，再无发积蓄起举刀复仇的实力。
那断去的臂膀所承受的苦难倒也不是全无价值，至少换来半国人民一、两年的短暂安宁，赵构和他的百万南迁臣民也因此契机而得以在到达新都金陵之后获得了片刻的喘息时间。但这只是移民狂潮的大幕刚刚开启时发生的一幕，更多的移民难民正源源不绝地背井离乡，跋涉在遥远的路途上，直至1141年宋金议和后，这股移民潮才宣告收尾。
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不断地有成千上万的北方人为逃避战火而涌入江南各地，西至川蜀，荆楚，东至江南、金陵、两浙，万里长江内外，无时不有移入，无处不在受纳。他们就象一股从喷发的火山口奔腾流泻而来的巨大的岩浆热流，携卷着滚烫的足可熔化一切物质的力量，呼啸着冲进了江南宁静的水乡世界。把一切都炙热得沸腾了！
这混乱浊淆的形势也许对一小撮人来说却是件意外的好事，尤其对那一簇身处于金字塔底部的江湖枭雄们来说更是如获重生。骤然坍塌的帝国大厦为他们扫平了伸展势力的拦路虎，司法的长堤不掘自摧，等于白白送给了他们一个更加开阔的权力真空地带。
好比森林里被苍天大树的浓荫所长期笼罩的小草矮树，当大树因腐朽而轰塌之时，也就是它们重新获得阳光的好时候。这些江湖势力在动荡的局势中迅速地成长壮大，他们拼命的向上钻营，向横扩张，向下伸根，就象展开了一场万马奔腾的大竞赛，各自竭尽一切所能要为自己小集团的生长占据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地盘，更广的徒众，更高的地位。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甚至飞速积聚起了富可敌国的财富，进化到了要向官府攻城略地索要独立王国待遇的阶段。
除了战前已有的隐藏于市井里的犯罪集团、行会社团和江湖帮会组织因此得到飞速扩容之外，被战乱新催生的贫民窟群落里还生活着更多的不甘心过赤贫生活的勇敢的人们，他们时刻在盘算改变苦难生活、改变不公平的命运的各种出路，当他们的奋斗遭到社会上来自四面八方的无形的高壁壁垒的打击而宣告失败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纷纷盯上了浑水摸鱼的罪恶买卖和走私买卖。于是愈来愈多的犯罪团伙被催生出来，就象埋藏在贫瘠的土壤里的荆棘刺槐植物种子，只要有一场及时雨的滋润便可让他们成片成批的萌发滋长。
他们在用尖刺攻向外界大众社会向他们筑起的高墙壁垒的同时，也在内部小社会里展开残酷的互相倾轧吞食。当他们之间再次经过激烈冲突，或兼并，或加盟，或组合，等等方式的自然选择程序成长壮大，然后以全新形态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社会上新的一群让人们不敢不尊敬的人物。
大概就在人们刚刚习惯了苦难，意识到该如何适应乱世的生活时候，人们发觉眼前跳动着五花八门的社团、组织、帮会、行会，他们在各种公共场合滥施淫威的同时，也在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目向人们招手，千方百计诱惑人们跟着他们堕落犯罪。
诚然，跟着这些人去铤而走险的人毕竟只占赤贫民众里的比较少部分，大部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们都是善良的，懦弱的，他们不敢效法犯罪者，也不敢违抗官府的酷刑峻法，但他们仍然要生存，他们选择了乞讨，成群结队地背井离乡，游弋在城市的街头，游荡在乡村的角落，同时也使自己游离在了良民与盗贼的边缘。
愈来愈多没有饿死的难民在看到未来不可能有稳定食物来源的境况下，纷纷求靠于乞丐组织，利用非法秘密社团的强大暴力能量向社会索取生活资料。这直接导致了乞丐帮会向整个社会的全面泛滥。如果将其他非法组织和犯罪集团的扩容速度比作“十加十”，那么各地乞丐王国的泛滥速度就是“十乘十”。
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些糟糕的情况并没有丝毫缓解的迹象，反而随着更多移民、难民、军队以及侵略者的相继到来而迅速恶化了。
于此同时，因贫穷、饥饿而衍生的阶级矛盾也在考验着帝国的管理体系，农民起义接连不断，他们占据了山川湖泽的有利地形与军队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对抗，而没有发生造反者的地区也像一座座正在酝酿的活火山，时时刻刻准备喷发出愤怒的火焰。
当登基不久的赵构带领着百万南下大军和数十万迁徙官民百姓来到金陵新都的时候，不得不面对另外四种可怕的敌人：割据军阀、农民起义，以及由战乱和移民潮引发的饥饿、瘟疫，还有国民经济的大混乱。
好像整个南方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一种无序的非政府状态，各种各样的地方势力把持了本应该由地方政府掌握的多项权力和职能，他们就像日落之时飞舞于黑幕之中的蝙蝠，在朝廷和新皇帝的视野中自由翱翔，他们用猖狂的行为向皇权挑战，这使统治者恼火不已。
尤其让赵构不满的还有国家税收中的两项重要来源――商业赋税和盐茶禁榷的课款，也被他们恣意妄为地吞食而导致严重流失。这些本属于国库的巨额财富或被割据势力大面积鲸吞，或被官商垄断集团暗中蚕食，或被与他们勾结的官吏逐层剥削，或被各路集团性走私团伙吸纳，回到朝廷手中的财富所剩无几。
这样糟糕的财政状况怎么可能长期支持国家军队的对外作战呢？
他对仍然在主张抗金的大臣说：“治乱世必须用重典，朕当务之急是要安内。”为了挽救危亡中的国家，为了挽救匮乏的中央财政，也为了恢复官家的司法权在百姓心目中的公信力，他顾不得金陵新都立足未稳的现状，急不可耐地调动起了军队和律法的双剑，杀气腾腾地扑向了散散碎碎盘据于南方各地的割据势力，农民义军和军阀，毒杀对象中也包括非法垄断组织、犯罪集团、山贼水寇。
这些平时耀武扬威的军队在和敌国打仗的时候占不到半分优势，但要论杀匪平寇戡乱的本事却绰绰有余。和执法官吏们的作风相比，军队的作风绝对是凶悍霸道的。他们不耐烦去寻找证据和证人，而是采用更直接更暴力的恐怖手段达到目的。只要是他们认为的必须铲除的匪徒、叛乱分子和罪犯，不需要经过审判就可以被投入大牢，胆敢反抗的，格杀勿论，甚至是不惜屠城。
这样的铁血政策在危机四伏的局势中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至少他们可以为各级地方官府扫除了一大群障碍。许多地方割据势力应此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有一小部分实力比较小的军阀被迫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另一部分特别大的犯罪集团势力被辗为碎片，而更多形态复杂的非法社团却象被铁轮碾压过的荆棘似的，不等到风声过去便张着尖刺再度发芽滋生。
和那些被军队和地方官府联手铲除的割据势力相比，这一次再度成长起来的江湖势力性质大不一样了，他们既不同于那种正在向割据军阀形态发展的武装集团，也不同于有鲜明宗旨的农民起义军。他们的规模要更小些，对朝廷和官府行政权的抵制程度也要相对低得多。他们基本上是一些对朝廷没有多大威胁的力量。他们这类阻碍官府司法权，却又依附于下层社会，且无害于朝廷的第三方力量，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尚处于正常形态中的江湖社会。
他们中为数最多的是一些带有垄断色彩的行会组织、移民组织、犯罪集团和走私集团以及一些民间自卫组织。他们结社的目的通常是为了夺取自身部族的生存利益，而不是直接挑战国家权力。
当然他们当中也并非全都是邪恶力量的非法集团：有些帮会以垄断经营正当的百业为生存基础；有些以经营非法的私盐业和私酒业为生；有些团伙喜欢干被人们叫好的劫富济贫的买卖；有些集团则是百姓自发团结起来对抗盗匪的自卫性的正义组织；还有些是异乡人组成的移民帮会组织。
不管他们是如何形成存在的，以何种宗旨自昭，以何种规模称雄一域，他们都是同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司法行政权相抵触的地方利益集团。朝廷和地方官府的任何一个律法政令都会因为受到了他们不同程度的排斥而无法贯彻，这种状态对处在风雨飘摇的南宋朝廷的统治是非常不利的。
但内忧外患，朝廷自顾不暇，对于这一类特殊的社会力量，官府通常并不急于斥诸武力解决，或听之任之，或有条件的利用，或给予必要的限制，或等待适当时机予以消灭。这就使得他们暂时没有了管束，越来越多地泛滥开来。
天下万种事物各有其谋生之道，此物有一弊端，就必有一利处，他们客观存在的积极因素在于：他们使许多官府无法顾及的方面或者地域，暂时有了某种秩序。他们的这类秩序作用就好比污水中那些天然存在的且具有自净能力的微生物种一样，官府有时候也会把他们当作没有办法的办法来加以利用，老百姓有时候也会积极投靠，利用帮会的力量以保护身家性命，甚至完全依附于组织谋取生活利益，这就使他们成为了仅次于政府之外的一种社会裁判力量。
局势纷纷扰扰，百姓糊口艰难，倘若能够借助这种力量让全家人衣食无忧，人们还是乐于供奉他们的，至少有了这些人的保护，身家性命要多些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