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部分南方地区真正蒙受兵乱灾祸的时间并不长，大部分时期都处于一种为生存竞争而展开的激烈冲突中。倘若南方的大片荒芜的土地能够及时解决所有人的生存问题，也许人们的生活会很快好起来。然而移民们要面对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他们和本地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实在太残酷了！
在罹患此国难之前，这里就曾经受到过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洗劫――方腊领导农民起义战争严重冲击了南方整个经济体系。浩劫之后，南方的经济体系一直处在脆弱不堪的状态中，脆弱得象头发丝经不起任何的风浪冲击，并且南方的商品市场也太狭小了，小得象春天的池塘，禁不起任何倾盆暴雨的蹂躏。
可是这一次，向这片小池塘扑过来的恰恰是一股中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移民浪潮。短短的十五年里，大约有一千多万的北方人突然挤在这一个时刻，从万里迢迢之外跋涉来到南方，恰如一股源源不绝的岩浆洪流，一路奔腾，期待着足够的雨水将他们冷却。
他们的到来等于是上天赐来的千千万万个廉价劳动力。但是这片小池塘的冷却水太少了，根本容纳不下如潮似涌外来求业者，本地原有的那点市场不仅无法消化如此众多的外来劳动力，反而把南方市场里原有的经济平衡体系打乱了。
在还没有尝到兵祸是何种滋味的时候，南方土著人们在生活中首先品尝到的第一枚苦果就是――物价飞涨。
大规模的移民人口的突然到来，使得南方所有城市的日用消费品的需求量急剧暴增，每一个外来者都在迫不及待地要用手中的现金换取到粮食、衣物和住房，然而当地的商品供应总量在短期并没有任何增加。这就直接导致了日用品和食品、土地、房屋等物价的飞涨。好像就在几天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物价都翻腾了数倍，今天可以买到一头牛的钱，明天可能只买得到一只羊，后天贬值为只能买到一只鸡了，再过一段时间，恐怕同样数目的一笔钱连鸡蛋也买不到了。
人们手中的小面额的铁钱和纸币已经遭到商家的集体拒收，他们只收取比纸币更过硬的流通货币――铜钱。而帝国的铜矿铁矿尽数丢失于沦陷区，官府的铸币得不到大储量的铜矿铁矿支持，只得依赖印刷更大面额的纸币应急。大面额的纸币往往未经发行出炉就已经遭到市场快速的贬值。
一部分行业在这剧烈动荡中经济环境中破产，而一部分行业如与衣食住行和军需有关的行业却被迅速催化膨胀，使得大发国难财的奸商和官僚资本得以坐享暴利。
惨烈的商业竞争和物价的飞涨催生出了更大面积地贫困人口，许多徘徊在小康生活和温饱边缘的人们，象遭遇到了龙卷风一般，手中的财富转眼被吞没精光，全家人被飞涨的物价抛向一无所有的境地。
贫民窟遍地开花，窝棚区连接天际，而且正在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在城市边缘扩张。除此外还有更多无家可归的人饿死冻死于街头、沟渠、洪泛区以及长途跋涉的官道上。死者数量之多触目惊心。
人们都迫切期待着被打乱的国民经济平衡体系能够重建！但重建需要稳定，需要时间，一路追杀过来的侵略者让他们得不到稳定的政局，众多难民的迫在眉睫的生存压力也使政府没有宽裕的时间展开有序的重建，于是一切经济秩序的重建都无法在暴风骤雨中完成，地方政府只能在极度颠簸震荡的局势中用特殊手段来建立经济秩序。
农业经济的秩序恢复起来比较简单，朝廷和各地的官府竭力鼓励移民开垦荒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但去领受荒地的往往都是有熟练耕作技术的农业人口。他们住的是窝棚，穿的是牛衣，吃的是野菜、田鼠和鱼、蛙之类不堪下咽的东西，但只要是没有被饿死的，在向官府有偿或无偿得到了一小爿土地之后，全家人基本上就能够在开荒的土地上生存定居下来。
而那些来自于北方城市的商业、手工业移民就不然了。他们的生存问题要得到比较彻底解决是个更复杂、更漫长的社会问题。
来自城市的移民通常不会耕作，原本依靠作经济买卖或手工业为生，尽管他们从中原带来的生产技艺和管理模式要比本地的作坊工人和商行先进得多，但是大部分人在刚刚来到南方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很难找到立即派得上用场的职位和工作机会，他们往往只能依靠市场暂时出卖廉价的劳动力为生.这就必然会和充斥于江南各大城市的市场里的土著人的垄断势力发生冲突.为了对抗土著人给他们的不公正待遇，为争取居留权、就业权、生存权，移民们或自发结社结党，或投靠于家乡人的社团，或利用从北方逃到江南的帮会组织，充当斗争武器，和南方本地垄断经济组织进行持久地对抗。
这种对抗有正义的成分，也有非正义的成分，倘若移民的人数有限，这种斗争还不至于危害到土著人的根本利益，但倘若移民的人数太过庞大，而承受移民的当地市场又没有同比例的容纳当量时，这类斗争就会威胁到本地人的生存，甚至遭到本地人激烈的排斥。
在公元1129年的中国东南地区，差不多每个大城市都能看到这样一幅壮观的情景：一半的饥饿贫民在向另一半的温饱居民乞讨食物，一半的失业者在向另一半就业人口竞争岗位，一半的露宿街头者在向另一半有家可归者虎视眈眈，一半家庭支离破碎的人们在向另一半的完整家庭的人们出卖他们廉价到极点的劳动力。
而另一半不堪骚扰的南方人已经麻木了他们的同情心，操起手头能够找得到的任何一样武器向另一半威胁他们生存的外来者投射。
悲惨的境况愈演愈烈，被生活逼迫的赤贫者不得不把道德羞耻抛到一边，操起了更为卑贱甚至是邪恶的营生。这使得另外一种社会问题持续地大面积的出现了：一半的军队不得不依靠抢劫牟取军粮供给，一半失去父亲的孩子们不得依靠他们的母亲*来维持生活，一半失偶的单身男人在无力成家的境况下不得不向另一半操*业为生的妇女购买慰藉，一半极度贫困的壮年新移民在正当的生存权无法得到法律保护的情况下不得不依靠加入社团组织牟求生存的公平。
极度的贫困导致人民不得不用极端的行为争取生存，而极端的行为又导致更大的不公正，广泛远播的不公正再而导致了更多人沦为赤贫，恶性循环，如波似浪，一圈一圈地扩散，一浪一浪地翻涌，直至将所有的人们都卷入到了苦难的深渊中。
官府对此无能为力，朝廷对此置若罔闻，侵略者的突来突去又使一切变得愈加混乱不堪。
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为了得到一片可怜的栖身之地，不择手段地进行着各种残酷争夺，罪恶和可怕的瘟疫同时在人间泛滥。素来山清水秀的江南风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暴烈、狠戾、哀愁的社会情绪。南方的本地居民们的情绪也变了，由热心支持，全体同情，再到麻木冷淡，继续转化为厌恶甚至是痛恨。
他们痛恨移民，痛恨奸商和腐败的军队、官吏，他们把这些痛苦的情绪统统加诸到了移民的头上，他们认为悲惨生活是由移民带来的，于是他们纷纷拉帮结派，以秘密结社和聚会的形式来保卫自己的垄断权益和固有的那片生存资源。而饱受苦难和贫困折磨的北方移民们，为了生存也自发结盟组社，开始向垄断一方的本地行会、帮会发起激烈的报复。
通常一个地方发生的排外情绪由扩散到升级，最后演化为全体社会汹涌澎湃的集体大武斗，往往只需要用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可以走完，有的地区甚至不需要一个月就会发生大规模的械斗和暴乱。
于是当时间之轮转到1130年的时候，东南各个城市的街头又出现了另一大奇观：一半的异地行会在谈判桌上向另一半当地行会索要公平交易权，一半穿得象乞丐一样的外地人含着眼泪、挥舞着拳头在向另一半的土著居民勒索强要大米和馒头，而一半的外来帮会则在向另一半的本地垄断恶势力大打出手，不惜施用激烈地暴力手段抢夺各类经济资源的垄断控制权。
比起别的地方，扬州的境况稍微要好一些，毕竟是南方重镇，这里的市场相对别的城市要大得多，暂时还能容纳下第一批来自北方的为数壮观的移民潮，城市规模也因此而在短期内迅速扩张了一倍。现在陈榆完全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前程了，他现在正是金陵新都朝廷里备受青睐的能吏，新君路过扬州时，知道他是个人才，特别召见了他，当日就将他拽拔为淮南东路提举盐茶使，兼理扬州知州，这等于让他总理一路的茶盐课税的要务。
他也是念旧的人，一朝得志不忘记故友，将马琳、何涛二人推荐给了高宗皇帝。高宗帝早听闻过马琳其人，知他是个人才亦有心用他，只是不清楚他的才能，回答他说还须看看情况现在不能确定他的事情，将何涛提了一级，随之任淮南东路巡检使，总理缉私要务。
升了官之后，陈榆着实开心了一阵日子，但没过多久他就为市井中每天都可能爆发的大规模群殴械斗而伤神，移民和原住民之间层出不穷的暴力冲突事件，把所有的官吏都忙得焦头烂额。为了对付这些凶悍的暴徒和刁民的，他已经将扬州衙署里的差役官吏人员扩招了一倍，但仍然不能应付此起彼伏地暴力冲突事件。
在耳闻目睹了无数场令人揪心的情景之后，导致陈榆产生了另类的思想：也许在这种剧烈动荡的社会大背景下，还需要另一种力量来帮助官府重建经济秩序，只有大家都公平的分到了市场一这碗粥里的利益，方有可能维持住整个扬州社会的稳定。
在有过与李潇打交道的经历之后，陈瑜就知道他治理的这座城市里暗藏着的另一种秩序的统治者。他也比任何人都清楚：那种人物是官吏不能沾边的，请来容易，送去难；提上来容易，踩下去却是千难万难。若非是万不得已，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愿意去接触有那种背景的人物的。但现在的情况太复杂了，大面积发生的械斗已经造成了无数死伤者。再这么旁看下去，扬州城繁华的街市恐怕都要被打烂光了。趁着牢圈还没有被羊群自己破坏完蛋之前，设法让冲动的羊群安静下来，恐怕比徒劳的修补街市的疮疤，要重要得多。
陈榆想要接触的那个人就是最近两年在扬州地界的黑道里称雄的霸主――区青云。
现在的区青云和以前可大不一样了。趁着别人都在四顾茫然寻找乞讨生路的时机，他昂首阔步一路长跑，将父亲遗留给他的地下帝国扩充了三倍。刚刚斗倒李潇的时候，他的地盘只有扬州和太湖水寨两个被分割开的部分，他的徒众也只有三千人。经过他两年的开拓，这两片地头中间的地带已经被牢牢的拼接缝合在了一起，还添上了半个苏州也成了他的势力保护范围；至于那些在他们困难时背叛了他们的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海边盐产区的负责生产煎私盐的灶户头头们也被重现网罗到他的旗下；等他干完这一切的时候，他手底下的人数也跟着翻了两番。
更值得他引以为荣的是，他的走私帝国已经不止在贩运私盐了，他们还染指到了扬州的官盐买卖，换而言之，他已经获得了官府的盐引，成为扬州中上层社会里有合法盐商资格的一员.他不仅是贫民窟里最受尊敬的人，还是富商官吏眼中不得不尊敬的人物。
这一大进步应该得力于他和怡雪的婚姻。也可以说正是马家和区家的这一桩婚姻，为陈榆和他们的接触打开了第一扇方便之门.陈榆觉得如果在夫人赵县君的四十岁生日宴会上，能请来秦夫人、柳夫人、马瑞夫妇和他们的长女长婿来家中做客，并让别的缙绅官眷作陪，即使外人说起闲话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了。
如果拿他和以前的李潇相比，陈榆宁愿选择和他打交道，一来区家在扬州的根基比李家浅得多；二来他们还没有渗透到扬州的上层社会来；还有就是他的下九流配军的出身就要比李潇更令他放心些。比如同样在公堂见官司，李家人可以不跪，而区家的人必须要行跪礼。李潇虽然在黑道是败了，但在白道他仍然有个六品赋闲的官名在身，至今名列扬州官吏之流，如若有人再给他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兴许还能爬到自己这个州官的头上拉屎。
区家的人则不然，他们纯粹是依靠暴力手段在扬州冒出的头角，尽管他们跟李家从前一样在富得流油，占据了扬州的数十个码头的地盘和半数的私盐生意，但在扬州人眼里，他们始终跟坐过牢营出来的囚徒配军一样，入不了正流，倘若哪天用不着他们的时候，还可以假口他勾结太湖匪类之名目将其剿灭，不留那等＂请神容易送神难＂的后患。
故而，当何涛第三次建议他不妨跟那个人碰个头的时候，陈榆默许了，也许有了那个人的协同管理，会使扬州清宴许多。
赵县君的四十寿辰过后，扬州市井里的风波就如立竿见影一般停息了，陈榆很想知道他是怎么干的？找来何涛问话，何涛告诉他说他把那些人统统叫到自己家里开了会，然后当场分派了地头，人家觉得他分得公平，也就认了。陈榆听他说得轻松，半信半疑地说：”事情不可能就这么简单解决，一定会有很多人会反对的，我每次做出的裁判都有人不服，吵闹着要上诉，不知道这些人如果不服从分配会不会也闹上诉？”“上诉？”何涛哈哈笑道：“他们不敢不服的，他们要是想上诉，那就只能去找地府阎王了！”陈榆悚然说：“原来他们就是这么办事的！不服就杀头，怪道那些人不怕我反怕他！”
不过陈榆不得不承认，市井里的秩序是比从前好多了，大武斗没有再发生过，每天出现的纠纷基本都是些正常的经济官司，陈榆省了不少心，只是隐然担心这样的平静不知能够持续多久，兴许哪天东京帮的再闹起事端来，这个区青云就会步李潇之后尘了，――管他的，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当然区青云是不会白给陈大人干事的，从那以后他的私盐生意也披着一层合法的外衣，做得愈加得心应手了。
在这方面，何涛给他开出来的条件只有一条：不能侵犯到陈大人的辖域，只要他货物是运销到远在荆楚、赣南那样的边远区域，任何时候都不会受到他何大人的缉私检查。
这一条件执行起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那些地区的治安特不好，官盐运路被租滞得厉害，一斤盐价可高达二百五六十文钱，农户要用十五斗米才可换得一斗官盐，即便是私盐运到那里也能卖出好价，折消运费之后还有大大的盈余，不仅官民两头都划算，他也是剃头挑子两面光，何乐而不为？这样一来只是苦了淮盐本地区里的贫苦人家不得不买高价官盐吃了，还有别家私贩盐枭的日子被闹得不那么好过了。因为何大人要交差，这么多大盐枭的货都是不能动的，没办法只得找别家没有靠山的小私贩充数，以至于众小贩肩但手提劳累不堪，还要应付官家巡吏的精细严查，以及同行大官商大私货的排挤，此消彼长，生意势力便被比下去了六七分。久而久之，免不了或主动投靠，或被动兼并，方能温饱全家。